贵州省禁毒条例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禁毒条例
（2011年3月30日贵州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3年7月26日贵州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贵州省禁毒条例修正案》修正）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惩治毒品违法犯罪行为，教育和挽救吸毒人员，保护公民身心健康，维护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第三条 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实行政府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
禁毒工作实行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禁种、禁制、禁贩、禁吸并举的方针，坚持教育与惩治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禁毒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禁毒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禁毒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全省的禁毒工作；市、州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禁毒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的禁毒工作。各级禁毒委员会应当制定禁毒工作的具体措施，对本行政区域开展禁毒工作的情况进行监督、考核和评估。
各级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禁毒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配备工作人员。
第六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履行法定职责，依法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
司法行政、工商、卫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安全生产监督、质量技术监督、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交通运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文化、民政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开展禁毒工作。
第七条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应当结合工作实际，组织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普及毒品预防知识，增强公民禁毒意识。
主流媒体应当每年安排一定版面或者时段免费刊登、播放禁毒公益广告，其他媒体也应当采取多种形式进行禁毒宣传。
第八条 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将禁毒知识纳入教育、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禁毒宣传教育。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予以协助。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阳光工程建设，采取措施促进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就业，对吸纳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就业的单位和个人给予政策优惠。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阳光工程是指以安置企业为载体，以集中安置为核心，其他形式为补充，集生理脱毒、身心康复、就业安置、融入社会四位一体的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模式。
鼓励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扶助其融入社会。
第十条 城市街道办事处（社区）、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指导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做好禁种、禁制、禁贩、禁吸毒品的教育宣传，落实禁毒防范措施。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建立禁毒预防教育宣传基地，免费向社会开放。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对本单位工作人员进行禁毒教育，落实禁毒责任制，做好禁毒工作。
第十二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对未成年人进行毒品危害的教育，防止其吸食、注射毒品或者进行其他毒品违法犯罪活动。
家庭成员有吸食、注射毒品的，家庭其他成员应当进行教育和制止，并给予生活上的关心，帮助其戒除毒瘾。
第十三条 吸毒人员应当主动向公安机关登记戒毒或者到有资质的医疗机构接受戒毒治疗；公安机关应当建立吸毒人员登记档案，对主动向公安机关登记戒毒或者到有资质的医疗机构接受戒毒治疗的吸毒人员，公安机关不予行政处罚。
第十四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的实际需要，配备社区禁毒专职工作人员。社区禁毒专职工作人员应当向社会公开招聘。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安排财政预算禁毒经费时应当向社区倾斜，并安排一定专项经费，保障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的开展。
公安派出所应当加强对辖区内涉毒人员的动态管理，参与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的日常管理；社区医疗机构负责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的健康教育和咨询服务；司法行政、民政等部门负责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的矫治、救助、援助等工作。
第十五条 城市街道办事处（社区）、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辖区内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的分布情况，建立戒毒治疗、心理干预、帮扶救助、监督管理机制，成立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小组。工作小组由戒毒人员的家庭成员或者其他监护人、村（居）民委员会成员、社区民警、社区禁毒专职工作人员等组成。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小组应当根据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的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方案，与戒毒、康复人员签订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协议，落实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措施。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协议的格式和主要内容由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统一规定。
第十六条 吸毒成瘾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县级、市州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可以责令其在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接受社区戒毒：
（一）吸毒被公安机关初次查获，有固定住所和稳定生活来源，具备家庭监护条件的；
（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不满1周岁婴儿的；
（三）不满16周岁的；
（四）60周岁以上的；
（五）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
（六）其他不适宜强制隔离戒毒的。
第十七条 社区戒毒人员戒毒期满，由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小组作出评估报告，城市街道办事处（社区）、乡镇人民政府提出意见，社区戒毒执行地公安机关开具解除社区戒毒通知书，并通知原决定公安机关。
第十八条 强制隔离戒毒场所的设置，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具备医疗、生活、教育、劳动等功能，并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
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应当设立专门区域收治病残戒毒人员，对患有严重疾病的戒毒人员，应当给予必要的看护和治疗；对患有传染病的戒毒人员，应当实行隔离治疗。
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防止戒毒人员自伤、自残、自杀或者实施其他危害行为。
除患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宜强制隔离戒毒的传染病或者严重疾病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不得以患有其他传染病或者疾病、经费不足等理由拒绝收治已被决定强制隔离戒毒的戒毒人员。
第十九条 吸毒成瘾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市州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
（一）拒绝接受社区戒毒的；
（二）在社区戒毒期间吸食、注射毒品的；
（三）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的；
（四）经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后再次吸食、注射毒品的；
（五）初次查获吸毒成瘾严重的。
吸毒成瘾人员自愿接受强制隔离戒毒的，经公安机关同意，可以进入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戒毒，但应当与其他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分开管理。
第二十条 对依法可以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或者需要延长强制隔离戒毒期限的，由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提出意见，报原决定公安机关批准，原决定公安机关接到相关报告后，应当在7日内作出决定。
第二十一条 公安机关、司法行政等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完善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出所衔接工作协调机制。
期满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应当开具解除强制隔离戒毒通知书，并在3日内书面通知原决定公安机关、戒毒人员家属、所在单位及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城市街道办事处（社区）或者乡镇人民政府。
被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人员，原决定公安机关可以责令其接受不超过3年的社区康复，并将社区康复决定书转交执行地城市街道办事处（社区）、乡镇人民政府和公安派出所。
戒毒人员应当在户籍所在地接受社区康复；在户籍所在地以外的现居住地有固定住所的，可以在现居住地接受社区康复。
第二十二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符合条件的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阳光工程安置基地（点）和社区建立戒毒药物维持治疗门诊或者流动服务站（点），为符合条件的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提供戒毒药物维持治疗。
第二十三条 社区康复人员康复期满的，或者社区康复期满1年经评估康复情况良好的，由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小组作出评估报告，城市街道办事处（社区）、乡镇人民政府提出意见，社区康复执行地公安机关开具解除社区康复通知书，并通知提出意见的城市街道办事处（社区）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及原决定公安机关。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戒毒工作的需要，可以开办戒毒康复场所；有条件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可以依法设置戒毒康复场所；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依法开办公益性戒毒康复场所。
戒毒康复场所应当具备康复治疗、生活服务、教育培训、生产劳动等基本功能，建立健全戒毒康复管理制度。
戒毒人员自愿申请，可以到戒毒康复场所执行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戒毒人员解除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后可以自愿申请到戒毒康复场所生活、劳动。
第二十五条 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被决定予以强制性教育措施的人员有吸毒行为的，其刑罚、强制性教育措施执行完毕后，或者被判处管制、缓刑的人员有吸毒行为的，公安机关可以依法采取相应的戒毒措施。
第二十六条 戒毒人员及家庭成员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有关部门、组织和人员应当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对戒毒人员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
第二十七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组织、参与、教唆、介绍、引诱、欺骗他人贩卖、吸食、注射毒品，或者以其他方式为贩卖、吸食、注射毒品提供条件和帮助。
第二十八条 娱乐场所及餐饮、住宿、洗浴、会所等服务业的经营者、管理者应当加强对本单位员工的禁毒教育，落实禁毒防范措施，防止在经营场所发生毒品违法犯罪活动；发现毒品违法犯罪活动应当向公安机关报告，并协助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房屋出租人发现承租人有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毒品违法犯罪嫌疑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根据查缉毒品的需要，可以依法在物流集散地、交通要道、飞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码头、口岸等地对来往人员、物品、货物以及交通工具进行毒品和易制毒化学品检查，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予以配合。
物流企业应当建立托运人、提货人身份证明登记制度。货物托运、提取的单据及验视、登记的记录应当留存90日备查，发现货物中夹带毒品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三十条 禁止非法种植、买卖毒品原植物。
城市街道办事处（社区）、乡镇人民政府和林业、农业等部门，应当组织开展禁种毒品原植物的宣传教育和踏查工作。发现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应当及时报告公安机关强制铲除，并依法查处。
第三十一条 禁止在食品、饮料中掺入罂粟壳、罂粟籽、罂粟苗等毒品原植物。
第三十二条 禁止对戒毒治疗的药品、医疗器械和治疗方法做广告宣传。
第三十三条 从事戒毒治疗业务的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报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向省公安机关备案。
第三十四条 销售戒毒药品的，应当在有资质的戒毒所、医院和药店销售，并报省公安机关备案。
第三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检举、揭发毒品违法犯罪行为的义务，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对检举人、揭发人予以保护。
对举报毒品违法犯罪行为有功的人员和在查处毒品违法犯罪、禁毒宣传教育、戒毒帮教、禁毒科研和创建无毒县（乡、镇、单位）等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教唆、引诱、欺骗、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或者介绍买卖毒品，尚不构成犯罪的，分别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处罚；以其他方式为贩卖、吸食、注射毒品提供条件和帮助，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娱乐、服务场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的，除按照前款规定处罚外，责令停业整顿3个月至6个月，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经营许可证。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经营者、管理者未落实禁毒防范措施、管理不力，在其经营场所内发生贩卖、吸食、注射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对经营场所予以处罚：
（一）1次被查获贩卖、吸食、注射毒品5人以下的，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二）1次被查获贩卖、吸食、注射毒品6人以上10人以下的，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三）1次被查获贩卖、吸食、注射毒品超过10人的，或者1年内发生贩卖、吸食、注射毒品被查获2次以上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经营场所责令停业整顿3个月至6个月。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和毒品原植物，并处3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负有责任的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停止广告发布、没收广告费用，可以并处广告费用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擅自从事戒毒治疗业务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使用的药品、医疗器械等物品。
第四十二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禁毒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一） 包庇、纵容毒品违法犯罪人员的；
（二） 向有毒品违法犯罪行为的单位和个人通风报信的；
（三） 对戒毒人员体罚、虐待、侮辱的；
（四） 挪用、截留、克扣禁毒经费的；
（五） 擅自处分查获的毒品和扣押、查封、冻结的涉及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财物的；
（六）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七）弄虚作假、隐瞒毒情的；
（八）发现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没有及时报告、铲除的；
（九）违反规定办理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手续的；
（十）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2002年9月29日贵州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的《贵州省禁毒条例》同时废止。
论女性单独作为强奸罪的直接实行犯的可行性
郑东
摘要：关于强奸罪的立法都是事先假定强奸罪的被告人是男子, 被害人则只能是女性。这几乎是世界关于强奸罪传统立法的通例。传统刑法理论也认为, 强奸罪的实行主体只能是男子, 女子以成为强奸罪的教唆犯或帮助犯, 但不能单独构成强奸罪。但是，随着女权主义运动和性革命, 被害人由传统地仅指女性改变为也包括男性受父权制社会的影响。这篇文章就是要谈谈从法学研究上女性单独作为强奸罪的直接实行犯的可能性。1
关键词： 女强奸犯（直接实行犯） 平等 犯罪构成 社会危害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女性的地位与日俱增，许多女性一改传统社会中楚楚可人、唯唯诺诺的温柔形象，河东狮吼般冲破了男人的身体防线，越来越多的男性遭到女性的性侵犯，但法律的天平却在这里遗憾地偏失。我国《刑法》第236条对强奸罪作了规定，它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根据法律的规定，强奸罪的对象必须是女性，强奸罪的主体“必须”是男性（女性最多只能是间接实行犯）。同时强奸罪客观上必须有违背妇女意志，并采取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违背妇女意志是构成强奸罪的本质特征。我们不难看出，如果一名十四周岁以上的男性如果遭到了女性的性侵犯，那么法律是不会制裁女性的。
女强奸犯（直接实行犯）在法律上空白的原因
首先是立法上的不平等。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我认为这里的平等在法律上体现的不仅仅应该是法律适用上的平等，也应该是立法上的平等。反观国外，人们不再强调强奸罪的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性别。如加拿大1983 年强奸/ 性罪行法律改革时, 就淡化了对强奸罪被告人、被害人的性别要求; 德国1975 年刑法典的强奸罪还是仅指“强迫妇女”, 但其1998 年新版刑法典就只规定“强迫他人”; 法国1810 年刑法典未对强奸罪下定义, 传统刑法判例和刑法理论认为强奸罪的施害者须是男性, 受害者须是女性, 但1994 年重订刑法典第222 - 223 条将强奸罪的受害者明文规定为“他人”, 意即包括男人和女人。意大利现行刑法“609 条- 2 性暴力”也只是将强奸罪的受害者规定为他人, 不再突出其性别角色。我国台湾地区《妨害性自主罪章》也将强奸罪的对象由“妇女” 扩充至“男女”。强奸罪被告人和受害人性别的淡化, 意味着人们不仅认为男子对女子可以构成强奸罪, 而且认为女子对男子、男子对男子、女子对女子也可以构成强奸罪。2不过在当时（刑法制定时）的社会条件下，我们的立法者们没有规定女强奸犯也是可以原谅的。
其次是我们思想观念的原因。传统观念中，男人是不可能被强奸的。男人一直都是社会的主导，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她们在三纲五常的压迫下根本不能影响和动摇男人的地位，更不用说造成伤害了。即使在现代，男女平等了，女性“解放”了，即使男性能被强奸，大家也会对这种强奸提出巨大的质疑。男人被强奸后会对他个人造成多大的具体伤害？这种行为所导致的社会危害性是否足以启动刑罚制裁机制？男性作为强奸罪的主体对我们的道德观有多大的打击？这诸多的观点和疑虑也造成了女性强奸犯在法律上的空白。
女强奸犯（直接实行犯）存在的可能性
在现行法律下，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女性不可能成为强奸犯的直接实行犯，但是女性强奸犯（直接实行犯）在法学研究上有没有存在的可能呢，应不应该构成犯罪呢？我们可以从犯罪构成的四大方面来分析，首先，相对应于一般强奸犯，我们不难得出女强奸犯所犯强奸罪的犯罪客体应该是刑法应当保护的男性的性自由权，虽然女性强奸男人的风险投资要比男人强奸妇女高得多，因为至少受强暴的男人没有因为自己被奸而导致怀孕的后顾之忧，但是这不能也不应该成为男性性自由权的不到保护的借口；犯罪客观方面，也应该主要表现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违背男性自愿，强行与之发生性交的行为。很多人认为，由于男女生理上的差异，女性不大可能“强奸”男性。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药物的开发研究，女性完全可借此在违背男性意愿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性侵犯”。抛开药物方面不提，利用职权的威逼利诱或者以身体色诱都可以发生“诱奸”。假想一个例子，一个身残志坚，特别帅气的男性拖着都没有工作的一家人，而自己的收入成为全家唯一的生活来源，这时，单位的女上司以开除他作为威胁而强行要与其发生性关系，那么这个男性被强奸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犯罪主体，我觉得只要是按照刑法规定能够负刑事责任的女性完全可以成为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地位的提升，在性要求、性欲望无法得到满足且自己无法控制时，女性同样容易做出犯罪行为(强奸行为)，如女老师“诱奸”男学生；妻子虐待丈夫；女上司性骚扰男下属等，所以此罪的主观方面只要女性具备直接故意就可以了，且完全可能发生。综上所述，女性在立法上不应该被排除在强奸犯的直接实行犯之列。
女强奸犯（直接实行犯）的社会危害性
当然，按照罪责刑项适应性原则，如果女性强奸男性要作为犯罪来论处，不得不考虑的一个标准就是此罪的社会危害性。不可否认，女性强奸男性的社会危害性普遍来说没有男性强奸女性的社会危害性大，但是男性受害者因此所留下的伤痛确是现实存在的。来看下面两个案例。
案例一：张诚拥有名牌大学的学历，两年前从踏进单位第一天起，上司刘艳就对他格外关照。她还说，如果听她的，她会提他当科长。他起初有过犹豫，但是在前途面前妥协了…… 在一个办公室的角落里，刘艳不顾张诚的抗拒，软硬兼施“强暴”了他。后来，刘艳希望张诚随叫随到，在卧室里强行绑了他，开始用皮鞭抽打，并用滚烫的蜡油滴在其私处。他痛得失去了知觉，男性本能的自尊驱使他挣脱桎梏。 张诚痛苦地说:“我想告她，可是不知道怎样说给别人听。我想死，又不甘心。几天前心爱的女朋友离我而去，我想我现在是对女人充满恐惧，可是谁又能告诉我该怎么办？”
案例二：受害者母亲王女士说：“我儿子高宇1989年出生，他相貌英俊、体格健美，可是一年前，儿子被一个年轻的女教师盯上了……听儿子说，去年夏天的一个中午，他被一个名叫苏丽的女教师带进空无一人的办公室。苏丽将门反锁上，让他坐到沙发上，然后将身体靠向他，并说如果按她说的做，她可以保送儿子到省重点高中……儿子说当时自己又惊又怕，可后来，苏丽越发肆无忌惮，几乎每隔两三天就要叫儿子去她的房间。”王女士说，正处在青春期、对异性充满了好奇心的儿子无力摆脱这个年龄比他大一倍的女人的“性控制”，长期处于身心扭曲状态的他在课堂上越来越无法集中注意力，学习成绩急速下滑。我想到派出所报案，律师告诉我，在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中，对于苏丽这类性侵犯，没有相关法律可以制裁。” 走投无路之下，王女士最终选择了“私了”，她接受了苏丽赔偿的1万元精神损害金。
上述案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男性被害者被女性强奸所带来伤痛是现实的，具有社会相应的社会危害性，我们在立法上也应该加以概括，当然，考虑到所受的伤害没有女性受害者的大，我们可以在量刑上给予考虑，如我国刑法现行规定的强奸罪应判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女性强奸男性的女性强奸可以判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我们可以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让法官按照强奸罪的法定刑从轻或减轻处罚。
综上所述，女性强奸犯（直接实行犯）在现实中是客观存在的、其社会危害性也是巨大的，我们应该尽快呼吁我们的立法机关应该及早在我国刑法中加以相应的修改，不能让女性强奸犯（直接实行犯）继续成为我国法律的空白。
1 本文所指的“女性强奸犯”均指女性作为强奸罪的直接实行犯。
2 见苏彩霞著的《域外强奸罪立法的新发展》 刊于2001年第二期《法学杂志》
参考书目：
《美国刑法强奸罪之研究》（邱玉梅 陈如春著） 见《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 06期
《社会危害性在犯罪构成理论中的地位探析》（胡利敏 韩啸著） 见《河北法学》2005年 01期
《女性可否成为强奸罪的直接正犯》（华旭东著） 见《人民检察》2005年 1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