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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万能”万万不能

谢飞
杭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收到了一份标新立异的代表建议，即人大代表杨一青提交的《关于制定〈杭州市居民邻里关系条例〉的建议》。对于这份全国首创的立法建议，承办部门和有关社会学专家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笔者认为，为邻里关系立法不妥，反对将本应由道德规范解决的问题交由立法解决，反对盲目的立法万能论。
依笔者看来，法律的功能是相对的和有限的，只能调整社会生活关系中某些方面，剩下的部分交由其他规范调整。法律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调整社会生活关系的全部。法律、道德等规范的相互配合共同理顺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关系的协调和有序发展。法制的缺憾及其局限性是正常的，绝对的和永远无法克服的。相对于“人治”和“无为而治”，法制无疑具有相当的进步性和科学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是社会民主、文明、进步的标志。可以说，法治堪称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建构的相对理想的一种制度设计，法治是依靠当政者的道德品质为基础的人治所不可迄今的。然而，法治本身只能是一种有缺憾的制度文明，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人们对待法律应是一种历史的宽容的心态，接受“阳光下的阴影”，允许法律的瑕疵。⑴人类的有限理性和人性的善恶兼容，势必将导致法治的局限。
历史上，我国是一个法治传统淡薄，人治色彩浓厚的国度，法治是作为舶来品引入的。自20世纪50年代的“法律蒙昧”阶段以来，先后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法律虚无主义”，80年代的“法律工具主义”，90年代的“法律目标主义”。自90年代后期以来，“法律万能”的论调兴起，并有在21世纪泛滥的迹象。法律工具主义，这种观念强调在社会系统中，法治只是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它是在所谓价值无涉原则下，衡量法律功能的一种观念。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1．法律是国家及统治阶级的工具。重视国家权力的至高无上和公民义务的绝对服从，忽视公民权利的基本保障；重视法律运行的国家强制性，轻视法律运行的社会调节性；重视对违法行为的法律制裁，轻视对合法行为的法律保护。2．法律是经济的工具。在经济的功利指引下，法律的自由、正义、平等和安全等价值目标被漠视，法律变成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恣意制定的下位法对抗法律体系的统一与和谐。3．法律是政策的工具。在执行党和国家政策中，法律被认为是使政策规范化、稳定化的工具。法律实施的目的在于贯彻政策，政策是制定和实施法律的指导。与工具主义法治观相反，法律目标主义则只认目的，无视手段、程序的正当性。这种观念主要来源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仁政”思维，同时也受西方“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思潮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重个别正义轻法律约束，误认为社会正义是个体正义的简单相加；重社会目标轻官民交涉，出于对行政效率的追求和对公民素质的低估，认为公民权利必须无条件服从于社会目标，忽视与公民的相互交涉。目标主义法治观重视结果的合理性，忽视程序正当性，完全有违自然公正原则。⑵时下“法律万能主义”论调的兴起，表现为立法在数量和规模上的急速膨胀，“依法治×”几乎成为格式化的法治口号，法治话语开始流行并拥有了某种“话语霸权”。法律被偏激的认为是调整社会关系，规范社会秩序的唯一最佳方式，并试图用法律来约束一切行为，迷信法律的强制力量和社会效益。有的人甚至认为，要实现法治，就要把一切纳入法律的管辖之中，道德、习惯、风俗等任何行为都必须用法律来规范。“法律万能”这个极端论调不过是传统的法律工具主义的变种，通过强大的舆论支持和“话语霸权”将法律吹捧为一种不仅可以规制社会而且能够改造社会的无所不能的万能工具。法律万能观夸大了法律的作用，忽视了法律本身具有的弊端，抹杀了其他规范等对人们行为的作用，造成对法律的滥用，具有相当的破坏性和危险性，与现代法治的理念貌合神离。
法律和道德是一对令无数哲人和智者煞费苦心却依然无法完全破解的矛盾，二者的冲突和交融是及其错综复杂的。美国现代著名法哲学家博登海默（Edgar Bodenheimer,1919-）在其所著的《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Jurisprudence:the Philosophy and Method of the law）一书中说：“法律的制定者经常会受到社会道德中传统的观念或新观念的影响。如前所述，这种道德中的最为基本的原则，大多已不可避免地被纳入了法律体系之中。此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在那些已成为法律一部分的道德原则与那些仍处于法律范围之外的道德原则之间有一条不易确定的分界线。”⑶博登海默在此谈的是普通法系（即英美法系）的情况，在普通法系，那些最为基本的道德原则已经被纳入法律体系之中。当然，法律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道德，它们有各自的领域和范围。博登海默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法律中还存有一些道德观念并不起任何重要作用的广泛领域。技术性的程序规则、流通票据的规则、交通规则的法令以及政府组织规划的细节，一般都属于这一类。在这些领域中，指导法律政策的观念乃是功效与便利，而不是道德信念。”⑷因此，法律不能取代道德，道德也不能取代法律，它们均有独立的作用与价值，有着各自不同的逻辑基点：法律是强制，道德是信念；法律是基于对人性的不信任，而道德相信人性；法律只是为了防止最坏，而道德则是为了追求最佳状态。⑸两者的关系应该是互相补充，互相促进，而不是取此舍彼。也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特定时期，法治原则上不能干涉和侵蚀道德的调整范围，道德自律领域往往是与法治无涉的。因此，企图将社会的各个领域甚至包括邻里关系在内的私人生活领域统统纳入法律的管辖范围，这种“致命的自大”何尝不是法治的悲哀？事实上，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有一些道德规范被法律化，也有一些法律化的道德规范从法律领域中脱离出来，重新回到道德的领域。博登海默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反过来看，一些在过去曾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因而需要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被划出法律领域而被归入个人道德判断的领域之中。例如，在英国，成年男子之间相互同意的同性恋行为已被排除在刑法管辖范围之外，而美国的伊利诺斯州也制定了同样的法律。在英国，已经制定了自杀未遂罪，美国已普遍允许堕胎自由。婚外性关系已通过不实施刑事规定而不再成为一种罪行。还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国的许多州，违反婚约之诉以及情感疏远之诉都已被取消，其结果是曾应受侵权法规约束的行为已被转移到了道德评价的领域之中。”⑹法律和道德的规范领域并不是绝对静止的，而是动态平衡，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对法律道德的考察应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符合特定时代的要求。
法治永远是有缺憾和局限的，法律并不具有绝对的普遍性，也不是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转化为法律问题。我们在享受法治带来的福祉同时，也应注意消失法治“话语霸权”所潜在的破坏性和灾难性，警惕过于张扬的法治观念对私欲自治性的吞噬。法治活动最重要的是尊重立法的规律和司法的个性，实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合理兼容。

注释：
⑴刘思斯．对中国法律信仰缺失的思考[J] ．当代法学，2002，12．
⑵自然公正原则即：（1）任何人或团体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2）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
⑶⑷⑹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76，378，379．
⑸袁红冰．道德法律化??中国人治的特征和儒学反人性的政治根源．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 ，2003．1


谢飞 xie_fei0550@etang.com




浅议占有改定的善意取得制度适用

（湖北恩施 445000）

摘要：善意取得作现代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已被世界各国民法所确认，同时各国民法对该制度的适用作了相当严格的规定。占有改定作为一项特殊的动产交付方式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成为各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笔者试就此问题作一些尝试行的论述。
关键词：善意取得、界定、制度、占有改定、适用
作 者：三 水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善意取得制度作为现代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亿被世界各国民法所确认，同时各国民法对该制度的适用也作了严格的限制，一方面，对其构成要件规定十分严格，另一方面对于不适用善意取得的基本情况也在法典中列举出来，如对于赃物，遗失物等就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在物全的变动关系中主要规定了不动产登记制度，动产交付制度，在动产的交付中，占有改定作一项、特殊的交付方式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一直是各界争论的一个焦点，笔者认为，占有改定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一、对于善意取得的界定
所谓善意取得制度是指动产占有人无权处分其占有的动产，如果他将该动产转让给第三人，受让人取得该动产时出于善意，则受让人将依法即时取得对该动产的所有权或其他物权。作为适应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学要而产生的一项法律规则，善意取得已被大多数国家的民法所确认。
由于善意取得制度要发生原所有人所有权丧失，而受让人取得所有权的结果，因此各国对善意取得的适用制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从我国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让人取得该财产时必须处出于善意。所谓善意是指受让人不知情，即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让与人转让财产时没有处分该项财产的权利。换句话说，受让人误认为财产的占有人是所有人或具有处分他人财产的权限。在判断第三人是否为善意时，一般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第三人在交易时是否知道转让人是无权处分人，如果明知或应当知道转让人对财产不具有处分权，则不能认为是善意；考虑转让时的价格，如果明显低于该类商品的市价，也不能认为是善意；考虑交易的环境，如果受让人是在公开的市场上购买的商品，切出具了发票，则可以认为是善意的。
2． 转让人必须为无处分财产的人 。善意取得适用的前提是转让人处分财产构成无权处分。所谓无权处分是指权利人无权而从事了法律规定的处分行为。这种处分行为主要是指通过买卖、设定抵押等使所有权发生转让或者将要转让。弱如果不发生所有权的转让，而只发生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权能的转移，则不够成无权处分。，就二者的关系而言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权处分是善意取得的前提，饿善意取得主要适用于无权处分行为。
3． 善意取得主要适用于动产。善意取得的财产主要是动产的原因在于动产的以公示以占有为原则，通过交付可以发生动产占有的转移，从而完成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对于不动产，如果登记发生错误，如果第三人因为信赖登记而与登记记载的权利人发生交易，一般适用公信原则。尽管二者有较多的相似之处，但两者的要件是不同的，，例如在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时要考虑价格因素，适用公信原则时则不需要考虑这个因素，所需要考虑的受让人是否对于登记记载的权利产生了合理的信赖。
设立善意取得制度的幕的在于维护商品经济交换的正常秩序，促进市场经纪的发展。在市场经纪社会保护交易当事人的信赖利益实际上就是保护交易安全的重要措施，民法的表见代理等制度都被赋予了这一功能。在光法的商品交换活动中，从事交易的当事人往往不知道对方是否有权处分财产，也很难实现对市场上交易的商品逐一调查。如果从受让的环境来看，受让人不知或不应知道转让人无权转让该动产，则在交易后，由于无权处分行为致使交易无效，并使受让人返还财产，则不仅要推翻已形成的财产关系，而且使当事人呢在交换活动时，随时会担心现在买到的商品，今后可能要退还，从而造成当事人在交换时的不安全感，不利于商品交换秩序的稳定。反之，如果承认善意买受人可以即时取得所有权，则交易者就必为交易的安全担忧，从而能放心大胆地从事交易，这将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占有改定的善意取得适用探讨
在现实生活中动产的交付有两种形式：现实的交付和观念的交付。所谓现实的交付是指将动产的占有实际地转移给受让人，由受让人直接占有该动产；而观念的交付是指在特殊的情况下，法律允许当事人通过特别的约定，并不实现动产的交付，而采用能够一种特殊的变通的交付方式来代替实际交付。滚年的交付主要有三种交付形式：简易交付、占有改定、指示交付。所谓占有改定是指转让人和受让人在转移动产时，如果希望转让人继续占有该动产，当事人双方可以订立合同特别约定由转让人继续占有该动产，而受让人因此取得对标的见解占有以代替实际交付。对于占有改定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理论界存在着较为激烈的争论，重要有以下几种学说：
1．肯定说认为占有改定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他们认为动产占有的受让并不是善意取得制度的本来要件，而不过是动产物权变动的成立要件，占有改定本来就是占有转移的方式之一，自然不能排除，而且善意取得制度本身就是基于对站让人占有的信赖，而保护善意受让人，以 实现对 交易的安全保护，不能因受让人占有时占有转移方式的不同，使善意受让人面对不同的法律后果。
2．否定说认为：受让人对标的物的虽然已占有改定取得占有，真正权利人对让与人的信赖古那系已被否定，但此项否定，在动产实现交付以前，仍为实现，真正权利人的权利仍应视为继续存在，因此真正权利人有权对现在仍占有标的物的让与人请求返还，该让与人不得拒绝。受让人如在标的物已经返还真正权利人后，对其主张返还，真正权利人得以自己的占有是基于自己固有的权利回复而加以拒绝。其次，善意取得的目的虽然是为了保护交易安全，但法律仍然要尽可能的兼顾静的安全，机原权利人的利益。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应对交易安全与原权利人的固有权利加以衡量，来决定更有必要保护何者。占有改定在占有转移方式中是最不明确的，如果善意取得制度对其加以认可，对原权利人未免过于苛刻。因为受让人已占有改定方式受让动产，实际上就是委托让与人占有标的物，这和真正权利人因信赖让与人而使之占有动产的情形相同。法律给予公平原则考虑，不用在权利变动上厚让与人薄原权利人。
3．折中说认为受让人可以通过占有改定取得动产权利，但这种权利的取得，必须标的物的现实交付后，才能确定。也就是说原权利人的所有权在让与人继续占有动产期间，并未确定丧失，若权利人先对该动产实现占有，受让人所有权即丧失，反之亦然，其理由在于占有的公示力较弱，因此当发生竞合时，通常在当事人见仅产生相对的效力，须与现实交付相结合，才能发生确定效力。
否认说认为，在受让人以占有改定方式受让财产时，是委请让与人占有标的物，这和真正权利人信赖与人使之占有情形相同，二者都是对让与人寄予同样的信赖，法律不能厚此薄彼。笔者认为在善意取得中，一般只要求占有人无权处分，无需有权占有，因此占有人未必与原所有权人存在基础关系，比如，因拾得遗失物而占有，而占有人与受让人则未必存在着信赖，在此情况下，法律似乎更应保护受让人利益。
笔者赞同肯定说。现今社会为商品交易社会，同种类物品被大规模成批量生产，充斥整个市场，大机器生产与流水线作业，使得同类物品间的区别几乎存此在，因此大多数商品都可以在市场上获得替代品。原所有人完全可以要求无权处分人承担民事责任，以补偿其损失。而且通常情况下动产的价值并非如不动产那样价值巨大，原所有人所承担的风险负担也不会太甚。当然在无权处分人无力承担责任活动产价值巨大时，对原所有人可能不利，但这并非占有改定所面对的问题，而是整个善意取得制度所面临的问题。
此外，在占有改定时，非因占有人责任而造成标的物灭失时，如果以否定说，认为受让人不取得所有权，那么物的风险负担由原所有权人承担，此时，原所有权人是不能请求赔偿的，反而对其不利。
现实中的确存在受让人以占有改定方式进行交付的需要，那么，在受让人需要以此形式交付时，受让人必须对占有人的占有是否为有权进行详细调查，花费大量时间金钱，阻碍交易便捷，如此则不正违背善意取得制度的初衷吗？让我们试举两例比较考察： 案例一、 A占有B所有之动产，与C达成买卖合同，同时达成租赁合同 ，依占有改定直接由A占有使用。 案例二、 A占有B所有之动产，与C达成买卖合同，并将标的物交付于C，之后，A又与C达成租赁合同，C再将标的物交付占有使用。 以上两案例，如果依照否定说，解决方法有2种： 前者因占有改定，因此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后者因已经实际交付故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但在此情况下，当事人的地位并没有实质不同，按此方法解决，将造成理论逻辑上的混乱。而且即使承认后者否认前者，B与C也完全可以恶意串通，称已经有过现实交付的行为； 两者都否定。但如果如此，不仅善意取得制度本身的逻辑理论会造成混乱。而且交付实现的方式也产生问题，再者，当事人的责任认定也十分麻烦。就是能够分清当事人的责任，当事人间进行返还，也会在造成不必要的费用浪费。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占有改定应当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在占有人以占有改定方式交付后，如果再以占有改定方式进行处分时，前一受让人的所有权丧失，由后一受让人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

参考文献：
（1） 王利明。物权法研究。北京：中国热民大学出版社，2001
（2） 谢在权。民法物权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注释：作者研究方向，民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