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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法治处在一个大倒退的时期

孙国栋


在2010年1月23日《律师文摘》杂志举行《江平教授八十华诞庆贺文集》首发式讲话

江平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今天参加了一下午的会，听到了很多溢美之词，心里面说实在忐忑不安。我这个生日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次了，没想到孙国栋又举办了这样的一次。应该说第一次祝寿是学术性的，后来是家宴。但我心里总觉得有一个缺陷，就是始终没有跟律师见面，或者说有些律师很希望能够参加这么一个祝贺生日的会，但是没有机会。我想今天也了却了这么一个心情、愿望。虽然大家的溢美之词我听得很扎耳，有些确实也是自己绝对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可能也是形势所造成的。因为现在我们国家法治的形势很严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对我有更高的期待，但是我觉得自己各个方面的不足还很多。严格说来，改革开放30年来，我实际上做了一个份内的事情，就是为私权而呼吁。我选择了民法、选择了私权，就是因为在中国的私权保护太薄弱了，或者说中国的私权在强大的公权面前，始终处于弱势。这个私权可能是包括私人企业的权利，可能包括私人财产的权利，也可能是包括更广义的私权。

　　我讲三个问题，倒不是跟刚才大家所说的三个意见都一样。

　　第一个私权是山西煤矿的问题，山西煤矿问题表明了对私人财产、私人企业的权利的侵犯，是和国家宪法的规定明目张胆地违背。

　　第二个就是李庄事件。那天武晓骥带着辩护律师跟我谈了很长时间，把当天辩护律师怎么参与李庄案件的全部过程给我讲了，听了之后是很气愤的。也就是说，你不管怎么说，从最简单的一个事情来说，程序正义都没有执行。证据没有拿出来，要求举证也不拿来看，而且很多证人也没有出庭。如果我们从证据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确实是存在的问题太严重。

　　第三个就是刘晓波案件。我听了刘/晓/波的案件，觉得纯粹是一个言论致罪，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我们国家在言论致罪这一点上一直都有传统，而这个传统如果今天我们仍然让它这么样下去，有正义感的人没有任何的态度可以表示的话，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或者说我们这些搞依法治国的人，在这点上，还让它听之任之，一点正义的声音都没有，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所以，从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来看，觉得中国的法治处在一个大倒退的时期，或者说我们的法治建设、司法改革、政治改革都处在一个大倒退的时期。这是我所感觉到的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想法，我最近的两本书都用了“呐喊”这个词，头一本书是《我所能做的是呐喊》；最近出的书，我自己校对的，把以前的一些东西系统汇总了一下，名字就叫做《私权的呐喊》，这是首都人文科学100人的作品，就首都人文科学界来说，应该说在法学只有我一个。我为什么选择了“呐喊”这个词，而且我选择“呐喊”这个词是最近两年。一方面当然是受了鲁迅的启发，但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一点。我觉得选择“呐喊”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形势越来越严迫，也就是说外面的环境越来越难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呐喊”，不管你用了什么词，“呐喊”是在情况比较紧急的情况下，人们去呼吁的一种声音。我想用“呐喊”这个词，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我觉得在现今中国法治建设的情况下，把这两个东西很好结合起来，我始终在思考，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要么你是善于斗争而不敢表态，或者你敢于表态，有时候又失去分寸。因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最根本的问题是党的领导的问题，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政治制度不改革，其他一切都不能改。政治制度不改革，你的法治、你的司法改革、你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太大的成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动不动弄不好就容易“踩着线”、跨过禁区。所以如何在中国的情况下能够把这两个东西很好结合起来，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我记得季卫东教授曾经写过这个问题，引起我的思考，他主要是讲：江平这个人为什么在中国现在的政治条件下又能够生存，还能够没有太“踩线”，虽然领导也重视你这个人，也考虑到你有一点要注意。我既是“线内”的人，又是“线外”的人，所以这种情况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难点。我想我们现在都是应该是在“线内”的人、“线外”的人之间把握住分寸，这能够更好一些。

　　第三个想法，对中国的法治，我仍然是总体抱着乐观态度。我以前经常爱说的一句话，中国的法治是进两步、退一步，今天我仍然不改变这个观点。因为从私权的保护角度来看，中国的私权保障比过去是大大进步了，不用说在前30年，更不要说在文革的这10年，就是在改革开放的30年，通过了《物权法》这样的洗礼，人们对于私权保护的权利意识大大提高。成都自焚的案件也好，别的案件也好，已经表明了人们私权的觉醒，再加上我们律师在里面的作用，这种平民觉醒的意识那是非常厉害的。

　　我们在20年前，通过《行政诉讼法》的时候，在当时是很难设想通过一部《行政诉讼法》来保障私人的权利。而今天来说，不管怎么说，人们通过诉讼也好、其他方式也好，来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这一点，可以说大家都懂得这个道理了，懂得了自己的权利是不能够受到侵犯的。可能有的地方私人权利保障还更超出了，可能某些地方滥用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强调保护私权，还是要强调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私人的正当权利必须要保障，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不能滥用权利，要把握住这点。　　

　　今天，我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到现在还有这么多的人在这儿。虽然有些学者走了，但是我们的律师朋友有很多一直坚持到底。这也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刚才浦志强所说的，我们现在的律师队伍也好，我们现在真正关心中国法治命运的人越来越多，律师绝对不是仅仅为了挣钱，律师的觉悟中已经有很多是考虑到国家的命运、法治的前途、人权的保障。这样一些思想、这样一些主题，已经在我们脑子中生根了。

　　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我相信中国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世界大势所趋。世界人权也好、民主也好、自由也好，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全世界的人都在往前走，我们的倒退只是暂时的，或者说某些人就在他在位的这些时间，他能够为所欲为。但是，等他下台了，他就没有地位了，我相信这是真的。 来自孙国栋博客：http://sunguodong2002.blog

刑法的域外效力辨析

法制与社会发展 发表时间：199804

从公法和私法划分的角度来说，无论依据何种标准，刑法都属于公法的范畴。（注：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1984年版，第80页。）而公法就其空间效力而言具有严格的属地性，这一直得到人们广泛的认同。然而，近年来，经常会听到有关公法域外效力的议论，有学者甚至撰文探讨刑事法律冲突问题。（注：例如，《法制与社会发展》
1995年第2期发表的《刑事法律冲突一般理论初探》。）这说明，对刑法的域外效力及有关问题，极有必要重新加以审视，这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一
什么是法律的域外效力？这是首先需要澄清的问题。
按照国际私法学的观念，法律的域外效力是产生法律冲突的前提，因而也是全部国际私法问题的关键。 难怪18 世纪末叶的学者高西（Cocceius
）曾把国际私法称为“法律的域外效力论”（Extraterritorial Effect of
Law）。针对法律的域外效力的含义，有学者曾说：“法律的域外效力是指一国的法律不仅适用于本国境内的本国人，而且也适用于在本国境外的本国人和在本国境内发生的、然后转移到本国境外的法律关系”（注：姚壮、任继圣著《国际私法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并指出：“国际私法中所讲的法律冲突，也正是在这些法律的域外效力得到别国承认的前提下发生的。”（注：姚壮、任继圣著《国际私法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页。）这是笔者目前所能看到的关于法律域外效力含义的唯一解释，恐怕也表达了一般人的看法。我们不妨以此为基础，作一些分析。


首先，从语义上讲，所谓“域外效力”，是指在本法域以外产生作用。一项法律具有域外效力，即意味着它可以超越该法律制定者的管辖范围（jurisdiction）而对有关的法律关系发生影响，简言之，就是可以在本法域以外调整有关的法律关系。


其次，从实质上讲，所谓“域外效力”，应是指在本法域以外被适用。一项法律具有域外效力，即意味着它可以被该法律制定者管辖范围以外的司法机构用于处理有关的法律关系，简言之，就是可以被外法域的司法机构适用于有关的法律关系。


最后，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才可以说，承认外国法律的域外效力是在内国产生法律冲突的前提。因为，只有当一项法律可以在本法域以外调整有关的法律关系的时候，或者，质言之，只有当一项法律可以被外法域的司法机构所适用，以调整有关的法律关系的时候，才会出现对该有关法律关系，到底是适用该项法律，还是适用法院地法的法律选择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法律冲突问题的核心。这从结果方面逆向证明了我们的上述分析是正确的。


因此，笔者认为，所谓法律的域外效力，是指法律可以在其制定者管辖范围以外被当地司法机构适用的状态。而所谓承认法律的域外效力，则是指一国通过立法或司法的方式接受或认可他国法在内国适用的情形。前引定义的明显缺陷，是没有说明一国法律是由外国司法机构适用于有关法律关系，才可谓“域外效力”这种情况。


在刑法领域，并非经常见到“刑法的域外效力”的提法，这个问题往往是被放在刑法的空间效力里面加以讨论，而刑法的空间效力包括刑法对地域的效力和对人的效力两个方面。论者在述及刑法的域外效力问题时，常常以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为例（注：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这里仍以1979年《刑法》条文为依据。参见注③引文，第54页。），具体涉及这样两条：其一，中国公民在中国领域外犯有关罪，而按中国刑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也适用中国刑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第5条）。其二，
外国人在中国领域外对中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中国刑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中国刑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第6
条）。类似的规定，在各国刑法中都不难找到，论者以此为据而称刑法也具有“域外效力”。笔者以为，这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从立法者本意来说，这种规定旨在惩治在外国的本国犯罪者和保护本国国家和公民的权益，是以国际社会所公认的属人原则和保护原则为根据的。它只是为本国司法机关对有关涉外刑事案件行使司法管辖权提供依据，并指明本国司法机关在对涉外案件进行审理时应适用本国刑法，而无意于使本国刑法在外国被适用，或者使外国法院在审理有关案件时适用内国刑法。这显然与前述法律的域外效力的含义大异其趣。


其次，事实上，也没有哪个国家的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尽管是涉外刑事案件——时适用外国的刑法。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刑事审判和民事审判不同。在民事审判中，按照国际私法中冲突规范的规定，本国法院可以适用外国民事法律作为准据法，进行案件审理；而在刑事审判中，没有一个国家的司法机关会以外国刑法作为定罪和量刑的根据。”（注：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292页。）


第三，有学者以前引我国1979年《刑法》中“但书”的规定，来说明“我国刑法也是附一定条件地承认外域刑法的效力的。”（注：见注③引文，第54页。）对此，笔者是有疑虑的。我国《刑法》的上述两条，目的在于阐明我国法院在审理与我国有关的涉外刑事案件时可以适用中国法，至于“但书”里的规定则一方面表明了我国对于犯罪地所在国属地管辖权的尊重，另一方面说明了适用我国刑法的条件。它不能被理解为我国法院在审理涉外刑事案件时要适用犯罪地所属国的刑法来定罪量刑。既然如此，便不能认为我国刑法附条件地承认了外域刑法的效力（域外效力）。如果这样来理解法律的域外效力，那就意味着除非公开声明否定某国某项法律的效力，否则，任何法律都当然具有域外效力。因为按照这种理解，所谓“法律的域外效力”，正是指法律的属地效力，而属地效力是一切法律都当然具有的，属地原则更是确定刑法的空间效力的基础，其他如属人原则、保护原则不过是补充。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修订的我国《刑法》第7条关于属人管辖原则的规定，去除了原《刑法》第5条中“但书”的内容，
从而使我国刑法直接适用于我国公民在我国境外的一切犯罪行为，而没有任何先决条件，因而在这一点上便无所谓“承认外域刑法的效力”可言了。
此外，我国1979年《刑法》第7条的规定，
也被论者视为“从侧面说明我国刑法也是有限地承认外域刑法及外域法院的刑事裁判的影响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影响力实质上就是效力）”。（注：见注③引文，第54页。）对此，笔者仍不敢苟同。首先，该条前段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处理”。这种规定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我国在法律上不承认外国法院的既判力。外国的刑事管辖权同我国的刑事管辖权往往是矛盾的，甚至是不相容的，不能以外国刑事管辖权，取代我国刑事管辖权。刑事管辖只适用本国法，外国判决在我国看来只是一种“事实状态”，而不具合法的效力。其次，该条后段规定：“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这种规定表明，我国在对罪犯进行处罚的时候，是考虑到了罪犯已在国外受过刑罚处罚这个事实的。这种考虑，符合我国刑法“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精神，符合我国刑罚教育、改造、挽救罪犯的宗旨，而不能被理解为是对外域刑法的效力和外域法院的既判力在法律上的承认。（注：参见注⑦引书，
第294～295页。）

通过以上对法律的域外效力的含义和我国刑法有关规定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刑法，至少在现阶段，是没有域外效力的；刑法的空间效力中关于属人原则和保护原则的内容，与其称为“刑法的域外效力”，毋宁称为“刑法的涉外效力”，因为它们所解决的问题是刑法对涉外刑事案件的适用问题，而不是刑法在本法域外适用的问题。“刑法的涉外效力”，这种提法可谓既恰当准确，又避免了概念混淆。

二

既然刑法无域外效力，那么，刑事法律冲突便无从谈起。因为，按照国际私法（冲突法）学的观念，所谓法律冲突，是指对于同一（民事）法律关系因所涉各国立法不同且都可能对它进行管辖而产生的法律适用上的冲突。法律冲突的出现，除了应具备（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涉外因素，各国（民事）法律对同一问题的规定存在歧异等条件外，还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就是（民事）法律具有域外效力，并且各国承认外国（民事）法律的域外效力。这种对法律冲突及其存在条件的理解，也为主张刑事法律冲突的论者所接受。（注：见注③引文，第52—53页。）然而，无须说，在无域外效力，亦无所谓承认域外效力的情况下，刑事法律冲突是不可能出现的。


不妨指出，有学者在探讨刑事法律冲突问题时，无论是论及法律冲突的概念、法律冲突产生的原因，还是论及刑事法律冲突客观存在的理由，都常常提到各个独立互异的法域“竞相要求适用本法域的法律”的情况。（注：见注③引文，第52—53页。）这恐怕是一种误解。因为，法律冲突的产生是以各个独立互异的法域承认他法域法律的域外效力为前提，如果各法域竞相要求适用本法域的法律，那实际上意味着把他法域的法律排除在外，依据属地原则，各法域都只会在本法域内适用自己的法律，而根本不会考虑他法域的法律的域外效力。这样，几个相关法域的法律，根本没有对同一法律关系同时进行管辖，而由受案法院或当事人作出选择的可能性。所以，在各法域竞相要求适用本法域法律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产生法律冲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