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选举法＞试行细则》若干规定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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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选举法＞试行细则》若干规定的决议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选举法＞试行细则》若干规定的决议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1983年2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有关决议，对自治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1980年5月14日通过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选举法＞试行细则》有关条文作如下修改：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已将“人民公社”改为“乡”；“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改为“乡人民政府”。自治区实施《选举法》试行细则亦应作出相应的修改。
二、第三章第十条改为“县和市辖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按照便于召开会议、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并且使各民族、各地区、各个方面都能有适当数量的代表的原则，在本试行细则规定的幅度内，县、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决定；乡、镇人民
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由县、市辖区人大常委会决定”。
三、第三章第十一条改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必须具有广泛性，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少数民族、青年、妇女、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人士、归国华侨等都要有适当数量的代表。”
四、第三章第十三条“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重新规定为：
（一）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
人口在五十万以下的，一百七十人至二百五十人。
人口在五十万至七十万的，二百五十人至三百人。
（二）县、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
人口在十万以下的，八十人至一百六十人。
人口在十万至二十万的，一百六十人至二百四十人。
人口在二十万至三十万的，二百四十人至三百二十人。
人口在三十万以上的，三百二十人至四百人。
（三）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
人口在一万以下的，三十人至八十人。
人口在一万至二万的，八十人至一百二十人。
人口在二万以上的，一百二十人至一百五十人。
五、第三章增加一条，作为十四条（其他条款依次顺延），“为了保证人口特少的地区、人口特少的民族和各方面的代表人士比较集中的地区都有适当的代表名额，在代表总名额中，应有一定的名额由市、县、市辖区人大常委会根据情况分配给有关选区进行选举”。
六、《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选举法＞试行细则》，改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选举法＞细则》，根据本决议作相应的修正，其他条款根据《选举法》规定作文字订正后，重新公布。
1983年2月25日
关于不得将城市郊区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并入城市合作银行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不得将城市郊区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并入城市合作银行的通知
银发[1996]261号
中国人民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
目前，在城市合作银行组建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有的地级城市的城市信用社机构数量少，资产规模小，达不到组建合作银行最低规模的要求；二是有的地级城市，在城市信用社之外还有冠以合作银行名称的机构和金融服务所等机构。对这些问题必须采取措施及时解决，才能保证城市合作银行组建工作的顺利进行，理顺管理体制。为此，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在城市信用社机构数不足10家或信用社资产总量低于10亿元人民币的城市，允许将市区内的农村信用社并入城市合作银行，与城市信用社一并进行清产核资和股权评估工作。农村信用社的股东可自愿加入城市合作银行。此项工作由人民银行当地分行牵头组织实施，报总行批准。
二、纳入城市合作银行的农村信用社必须是市区范围内的、其基本业务已经城市化或大部分城市化的机构。但城市郊区的农村信用社和城乡结合部的农村信用社不得并入城市合作银行，确有特殊情况需并入城市合作银行的，由人民银行省级分行审查同意，报经人民银行总行批准后方可实施。己划入市区的农村信用社联社不得并入城市合作银行。
三、在市区的冠以合作银行的机构和金融服务所等机构一律纳入城市合作银行。其组建单位或挂靠部门不同意纳入的，该机构撤销，债权债务由组建单位或挂靠部门负责清理。
四、各人民银行省级分行和有关城市分行要认真执行以上规定，加强领导，严肃纪律。对违反规定、自行其事的，要追究责任，从严处罚，直至暂停该城市的城市合作银行组建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
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对《公司法》第76条法律规范性质的分析检讨
李红军
内容提要：本文从法律规范分类的角度，界定了公司法第76条的规范性质，并进而检讨了该条规定采推定适用规范的立法预设，分析了该条规定采推定适用规范的立法技术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认为其有修正的必要。
关键词：推定适用规范 预设 检讨
一、第76条的规范性质
法律规范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作不同的分类，我国学者通常依据法律规范是否可以由当事人约定排除适用为标准，分为强制性规定和任意性规定[①]，加拿大学者布莱恩.R.柴芬斯则以规则的适用条件为标准，将法律规范分为强制适用规范、推定适用规范和许可适用规范[②]，同样的分类方法也为其他学者所采用[③]。其中，“推定适用规范是指不需要各方采取任何种类的积极确认措施即予适用的规范”，而许可适用规范则是指“不能自动适用而需当事人作出选择后方能予以使用的规范”[④]，两者的差别在于，推定适用规范除非选出，否则适用，采用该立法技术可以填补当事人约定的空白并节约当事人对该事项进行磋商的交易成本；而许可适用规范是除非选入，否则不适用，采用该立法技术可以提示并授权参与各方对该事项进行特别磋商，从而体现立法者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同时也体现了立法者不能判断该事项是否符合大多数参与者的利益。
根据这一分类，《公司法》第76条[⑤]的规定显然属于推定适用规范，除非股东在章程中排除，否则，关于“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的规定自动适用。
二、第76条的立法预设
从第76条的规定来看，该条规定采推定适用规范，是建立在以下两个预设基础上的：
第一个预设是认为，大多数情况下，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继承股东资格是符合股东利益的。因为在立法技术上采用推定适用规范，意味着立法者认为该规定的推定适用“符合有关各方的期望和需要”，与“其所适用的大多数公司参与者的偏好一致” [⑥]，因此，推定“合法继承认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可降低股东对此进行专门磋商的交易成本和填补股东未对此事项在章程中进行约定时的意思空缺。
第一个预设是认为股东能够在章程中作出与第76条前段相反的规定，从而排除第76条的当然适用，有学者因此认为这是对股东意思自治的尊重和维护[⑦]。
三、对第76条立法预设的辩驳
我们认为，前述预设是不能成立的，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大多数情况下，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继承股东资格是不符合其他股东和公司利益的，也违背了有限公司“人合”的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人合”的性质意味着“公司股东之间通常具有很强的人身信任关系”[⑧]，这种人身信任可以有效地降低管理成本和运营成本，是实现有限责任公司效率的保证。因此，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自由转让的限制”成为有限责任公司基本的治理模式和“控制模式”[⑨]。
在正常的情况下，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因与原股东之间缺乏人身信任，继承人继承股东资格显然会对公司股东间原有的人际关系构成冲击，从而破坏有限责任公司“人合”的基础，通常并不符合其他股东和公司的利益。
由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在正常的情况下，《公司法》第76条的第一个预设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预设股东会理智地在在公司章程中就股权继承作出约定不切实际。
从实践来看，目前的有限公司章程制定程序使股东通常不能就股权继承问题作出规定。根据我国目前公司登记管理的情况，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为了节约审查章程合法性的成本，普遍存在为公司设立人提供格式章程的现象，因此，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往往是根据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供的章程范本来制定的，普遍存在着简略粗疏的问题”[⑩]。本文在写作过程中，通过网络随机查询了十个县市级工商局提供的范本，均无有限公司股权继承的规定[11]，可以想见，法律预设公司股东会在章程中就股权继承问题作出理性约定是不切实际的。
从统计数据来看，大部分企业的章程未对股权继承问题作出规定。2003年4月，《中国企业家》杂志社曾就股权继承等相关问题对部分中国民营500强企业负责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尽管100%的企业负责人认为股权继承问题非常重要，但90%的被调查对象表示在公司成立之初，发起人间没有一起讨论过股权继承问题，而84.2%的公司负责人承认在其公司章程中没有涉及股权继承条款，只有15.8%的公司在章程中涉及了一些股权的继承问题。[12]
从文化背景上看，在章程中规定股权继承问题不符合国人的文化观念。中国人一向对涉及死亡的事宜比较忌讳，而在公司成立时就对死后的事项作出安排更是不符合大多数人的文化心理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