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专利保护条例(2004年修正)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专利保护条例
（1999年7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根据2002年1月2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广西壮族自治区专利保护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04年6月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关于修改〈广西壮族自治区专利保护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专利保护，维护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结合本自治区的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与专利有关的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均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负责全自治区的专利保护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管理专利工作的机关（以下统称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专利保护工作。
各有关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做好专利保护工作。
第四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聘请有关专家组成专利保护技术鉴定组，接受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委托，进行与专利保护范围有关的技术鉴定工作。
第二章 专利管理
第五条 单位或者个人的发明创造，依法可以在国内或者国外申请专利。
申请专利之前，与发明创造技术方案有关的人员对该发明创造负有保密责任并不得私自转让。
第六条 任何人不得将属于单位的职务发明创造以个人名义申请专利。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阻碍非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
对作出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者设计人，所在单位应当及时依法支付奖金和报酬。
第七条 专利权可以作价出资入股或者质押。
以专利权出资入股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
以专利权质押的，出质人和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质押合同，并依法办理出质登记。专利权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第八条 专利权人和专利实施被许可方，有权在其产品或者产品的包装上标明专利号或者其他专利标记，并可以在产品上缀附经依法认可的专利防伪标识。
第九条 利用广播、电视、报刊及其他广告形式宣传、推销专利产品和专利方法的，应当向传播单位提供省级以上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出具的《专利广告证明》和其他证明文件。
第十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为他人侵犯专利权、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活动提供制造、销售、使用、展示、广告、仓储、运输、隐匿等便利条件。
第十一条 国家资产占有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专利资产的评估：
（一）转让专利申请权、专利权的；
（二）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在变更或者终止前需要对专利资产作价的；
（三）以国有专利资产与外国或者港澳台地区的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个人合资、合作实施的，或者许可外国或者港澳台地区的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个人实施的；
（四）以专利资产作价出资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
（五）以各种方式从国外引进专利技术的；
（六）其他需要进行专利资产评估的。
非国有资产占有者也可以申请对其专利资产进行评估。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有关主管部门提交专利检索报告：
（一）进行重大科研立项和新技术、新产品开发的；
（二）开展新技术、新设备、新产品进出口贸易的；
（三）外方以专利技术、设备作为投资申办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的；
（四）其他需要提交检索报告的。
第十三条 专利权人及其利害关系人对进出口货物涉嫌侵犯专利权的，可以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和海关实施保护。
第三章 专利纠纷的处理或者调解
第十四条 当事人对下列专利纠纷，可以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一）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属纠纷；
（二）职务发明人的奖酬纠纷；
（三）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至专利权授予前实施发明的费用纠纷；
（四）发明人、设计人资格纠纷；
（五）法律、法规规定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调解的其他专利纠纷。
第十五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负责处理或者调解自治区内有重大影响的、管辖权不易确定的或者其他应当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管辖的专利纠纷。
市、县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负责处理或者调解本行政区的和上级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指定其管辖的专利纠纷。
第十六条 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或者调解专利纠纷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并递交请求书：
（一）请求人是与专利纠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
（二）有明确的被请求人和具体的请求事项、事实、理由；
（三）任何一方当事人均未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无仲裁协议；
（四）属于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管辖范围、受理事项和受理时效。
第十七条 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或者调解专利纠纷的时效为两年。自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得知或者应当得知之日起计算。
第十八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收到请求书后，经审查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受理；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通知请求人并书面说明理由。
第十九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立案受理专利纠纷请求后，应当在十日内通知被请求人答辩。被请求人应当在接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答辩。
被请求人逾期不答辩的，不影响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的处理。
第二十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工作人员在处理或者调解专利纠纷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也可以要求其回避：
（一）是纠纷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近亲属；
（二）与本纠纷有利害关系；
（三）与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本纠纷公正处理或者调解。
第二十一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纠纷时，不得宣布专利权无效。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立案后，被请求人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应当在答辩期间内提出，并可以向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申请中止处理。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对中止处理的申请应当作出审查决定，并书面通知当事人。
第二十二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纠纷时，有权进行勘验检查，查阅、复制或者登记保存与案件有关的档案材料、图纸、资料、帐册等凭证。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协助调查并提供有关材料，不得拒绝和阻碍。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工作人员在调查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到场。
第二十三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对专利纠纷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不成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在六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
在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作出处理决定前，请求人经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同意，可以撤回请求。
第二十四条 市、县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的专利纠纷，应当在作出处理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处理决定书报送自治区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备案。
自治区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发现报送的处理决定确有错误的，可以进行纠正或者要求该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重新作出处理。
当事人对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作出的专利纠纷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理决定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章 冒充专利行为的查处
第二十五条 禁止将非专利产品冒充专利产品或者将非专利方法冒充专利方法。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检举冒充专利的行为。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接到举报或者发现冒充专利行为，经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指定二名以上工作人员负责查处。
第二十七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查处冒充专利行为，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询问当事人和证人；
（二）查阅、复制、登记保存有关冒充专利行为的合同、标记、帐册等资料；
（三）调查其他有关冒充专利行为的活动。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依法行使职权，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予以协助，不得拒绝和阻碍。
第二十八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查处冒充专利行为，应当自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凡侵占专利申请权的，应当予以归还，并应当协助被侵权人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造成被侵权人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
侵夺发明人或者设计人非职务发明创造专利申请权的，由侵权人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对直接责任人予以行政处分，并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条 明知是职务发明而同意将其作为非职务发明申请专利，给国家、单位造成损失的，由上级主管部门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对不依法支付职务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奖酬的单位，该单位的上级主管机关应当责令限期支付，并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明知或者应知对方为侵犯专利权、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的行为，而为其提供制造、销售、使用、展示、广告、仓储、运输、隐匿等便利条件的，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可并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造成国有专利资产和其他财产损失的，由上级主管部门给予直接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实施专利侵权行为的，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并由侵权人赔偿损失。
假冒他人专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冒充专利行为之一的，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或者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一）印制或者使用伪造的专利证书、专利申请号、专利号或者其他专利申请标记、专利标记的；
（二）印制或者使用已被驳回、撤回或者视为撤回的专利申请号或者其他专利申请标记的；
（三）印制或者使用已被撤销、终止或者被宣告无效的专利证书、专利号或者其他专利标记的；
（四）制造或者销售有前三项所列标记产品的；
（五）使用特定专利号，其实际产品或者实际方法与该专利保护范围不相一致的；
（六）将非专利方法冒充专利方法的；
（七）其他冒充专利的行为。
冒充专利的标记应当予以销毁，标记与产品难以分离的，连同其产品一并予以销毁，所需费用由冒充专利行为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
第三十六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对实施冒充专利行为的单位或者个人，有权责令消除影响、改正并予公告。
实施冒充专利行为的单位或者个人不履行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作出的消除影响、改正并予公告的处理决定的，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代其执行，所需费用由实施冒充专利行为的单位或者个人负担。
第三十七条 拒绝、阻碍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赔偿损失包括侵权人因侵权给专利权人造成的损失。因侵权造成的损失赔偿，以专利权人的实际经济损失、侵权人侵权所获利润或者参照专利许可使用费的一至三倍合理确定赔偿额。按上述方法仍无法确定损失赔偿额的，则一般在五千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确定赔偿额，最多不得超过五十万元。
属于包装、装璜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的，以被附属产品的全部利润计算损失赔偿额。
利润难以核算的，以产品的产值乘以该行业平均利润率计算。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1999年7月30日起施行。
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刘洪涛
内容摘要
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一个近年来争议颇多的问题，如何对高校的性质及法律地位进行准确定位对解决这一问题至关重要。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划分，公立高校属于事业单位法人，对此并无争议。在纵向关系上，公立高校通常被界定为行政组织的一种。法德等国的行政法理论普遍存在着公务法人的概念，倾向于将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定位为特别权力关系。我国行政法沿袭这种理论，创设了“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在这种关系模式下制订的高校内部规则不具有可诉性。另外，我国高校内部管理规则普遍将特别权力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杂糅在一起，十分不利于学生权益的维护。 本文以高校与学生之间具有行政色彩的特别权力关系以及不具有行政色彩的民事关系为脉络，着重从维护学生权益的角度以崭新的视角来审视定位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关键词：公务法人 特别权力关系 内部行政法律关系 民事法律关系
高校内部规则
Abstract
The relation between university and students is a widely controversial problem, realizing the nature and legal position of universities is vital to solve this problem. According to , universities belong to public welfare institute, looking form administrative angle, universities belong to administrative subjects. There is the noun “Public interests legal person” in Germany and Frances’ administrative theory, they tend to describe the relation as “special power legal relation”, which the theory of china has inherited and created the theory of “internal administrative legal relation”, under which the regulations made by universities can’t be suited in court. Furthermore, the regulations of universities often confuse the special power relation with civil law legal relation, which is a barrier to advocate students’ rights. The article focuses on special power relation and civil legal relation, describing the legal rel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students. from the new angle of being responsible for students’ rights,
一?公立高校的性质及法律地位
（一）我国理论界对公立高校性质及法律地位的定位
我国《民法通则》以是否营利为标准,将法人划分为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其中非企业法人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公立高校属于其中的事业单位法人，对此并无争议。从纵向关系上看，我国学理界一般认为，公立高校属于法律法规授权行使部分行政职能的授权组织，是行政主体的一种。
作为事业单位，公立高校的法律地位问题比较特殊。一方面，公立高校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与其他民事主体发生民事法律关系，如高校购置办公用品时即以民事主体身份而与供应商发生民事法律关系。另一方面，公立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依据其公法职能对学生、教师等内部人员行使管理权力，与之发生内部的行政管理关系，如高校做出对学生开除的处理决定等。
（二）比较法视野上的公立高校的法律地位－公务法人
对于高校的法律定位，我们不妨从比较法的视野做一下横向比较。大陆法系的行政法理论普遍存在着“公营造物”的概念。按照德国行政法学者奥托迈耶的解释，公营造物即“掌握于行政主体手中，由人与物作为手段之存在体，持续性地为特定公共目的而服务。”在欧陆国家，公营造物又有公务法人之称，即为特定公共目的而服务的公法人。公务法人可以分为若干种类，我国台湾学者一般将公务法人分为如下类别：1服务性公务法人，如邮局、电信局等；2文教性公务法人，如公立学校、图书馆等；3保育性公务法人，如医院等；4民俗性公务法人；5营业性公务法人。公务法人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公务法人是依公法而设立的法人，众所周知，大陆法系国家对公法与私法存在着严格的划分，高校即属于依照公法而设立的公务法人。其次，公务法人是国家行政主体为了特定职能目的而设立的服务性机构，与作为机关法人的行政机关不同。公务法人的职能侧重于服务，而机关法人的职能侧重于管理。
我国的事业单位法人与大陆法系的公务法人极为相似，两者都注重主体的公共服务职能，并赋予主体在必要时候对这种公共需要进行管理的权力。但两者在语意上略有不同，我国的事业单位法人主要是民事法律关系上的称谓，而大陆法系的公务法人显然体现了纵向各上的“公务”与横向上的“法人” 两种关系，公务法人这一概念对该类组织性质及法律地位的表述一目了然。
在德国行政法理论中，公立高校作为公务法人也体现着两种不同的法律地位，即公法上的权力主体和私法上的民事主体。公立高校作为公务法人，具有如下特点：1.公立高校是独立法人主体；2.公立高校是非营利性机构，国家设立高校的目的是提供教育服务、提供社会公共产品，而不是攫取利润；3.公立高校的主要职能是提供教育服务，满足社会公众的教育需求，并在必要时对这种需求予以管理。这一点对高校的定位至关重要，高校更主要是作为一个服务机构而不是一个管理机构而存在。
二?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一）特别权力关系
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着具有特别权力因素的公法关系，特别权力关系发生的提前是法律法规赋予高校对学生进行管理的职能。高校作为履行特定职能的公法主体，依法享有在其特定职能范围内自主判断、自定规章、自主管理的特别权力，我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了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和“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力。这种自主管理权，实际上是法律赋予学校为保证其机构目标的实现而对其内部事务进行处置的“自由裁量权”，我国理论界一般将这种关系定位为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即行政主体对其内部人员基于公法上的权力义务形成的法律关系，如国家机关与其内部公务员之间、高校与作为其职工的教师之间的法律关系。
大陆法系公法学说倾向于将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的公法关系定位为“特别权力关系”。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起源于德国，在传统的德国公法学理论中，公法上的权力关系，分为一般权力关系和特别权力关系。前者是指国家基于主权作用，在其管辖范围内行驶公共权力所形成的权力关系，这种关系类似于我国行政法理论中的外部行政关系。后者则是指行政主体在一定范围内在其内部基于内部关系实施管理所形成的内部权力关系，类似于我国行政法理论中的内部行政关系，如公务员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特别权力关系的形成，可以是强制形成的，也可以是当事人自由选择的结果。但无论哪一种形成方式，权力主体对相对方均有概括的命令支配权力，相对方都负有服从的义务。按照传统的法学理论，他们之间的这种管理和服从关系，不由法律调整、不得寻求法律救济。
实际上，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我国内部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并无实质差别，但是作为严格的法律术语，内部行政法律关系本身存在着严重缺陷。从法律层面上讲，纳入法制管辖的各种关系即转化成为法律关系，无论是内部关系还是外部关系，一旦转化为法律关系就毫无例外的受到司法管辖。我国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具有可诉性，一直是一个争议颇多并且未体现于法律明文规定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国行政法理论界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本身存在着逻辑缺陷。因此，特别权力关系的表述更为合理。
高校在依教育法律法规或高校规章对学生进行管理时，是以公法主体的身份而存在，高校依据国家赋予其的提供教育服务并进行管理的公法职能行使特别权力，学生负有服从容忍之义务，此时高校与学生之间发生特别权力关系，例如高校规定学生不得违反考场纪律，即是依公法职能进行管理，学生负有服从与容忍之义务。
（二）平权型法律关系
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也存在着平权型法律关系，即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基于民事法律规范而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在这种法律关系中，高校以民事主体的身份而存在，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对作为相对方的学生并无概括支配、命令的权力，学生也无接受、容忍的义务，而是以平等的民事主体的身份而存在，例如学校因收取住宿费、为学生订购教材等事项而与学生形成的法律关系。
相比特别权力关系，在平权型法律关系中，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具有如下特点：1.主体身份平等，即双方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2.权利义务平等，高校与学生均享有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3.意志形成自由，不存在一方强制另一方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现象，即民事法律关系的发生不是他人强迫的结果。
比较有争议的问题是如何对收缴学费关系进行准确的法律定位。有学者认为即使在市场经济下，学生支付的费用依旧不是其学习费用的完全对价，故这种关系不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而应划为行政法律关系的范畴。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待商榷。首先，在公立高校学费制度后，学生支付的费用虽不完全等额于教育资源消耗，但毕竟是接受教育的大部分对价。不能因为财政支持而从根本上否认学费收缴关系是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其次，高校不能因学生的不缴纳学费行为而给以行政分或处罚，故不属于行政法律关系。实际上，国家财政支持高校运作的费用是承担公共服务的职能，例如国家财政对学生贷款予以部分贴息，不能因为财政支持而将学生与银行之间贷款关系归纳为行政关系。
三?特别权力关系视角下的高校内部规则
（一）高校内部规则的性质
高校内部规则即高校为了维护学校秩序、落实对学生监督管理，在法律法规授权的情况下而制定的约束学生学习与生活行为的内部规范。高校通过内部规则进行管理是其约束内部成员的主要方式，是落实高校教育管理职能的细化手段，是特别权力关系中高校基于其教育管理职能而对学生的行为做出的规定和约束。正是由于特别权力关系的存在，高校内部规则才既区别于一般的外部行政法律法规，又区别于其他的社团内部规章。在特别权力关系下，高校享有公法权力，使其制定的规章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公法效力，不同于一般团体制定的内部规则，如私营企业对其员工的纪律约束；同时，高校内部规则是对高校内部学生的管理和约束，又使其区别于其他普遍性的具有外部约束力的行政法律规范。因此，高校内部规则是特别权力关系下高校的内部管理规定，对内部学生具有约束力。
（二）高校内部规则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
高校内部规则既然是进行高校管理的必要手段，并且其制定有着法规和法理依据，那么通过正当程序制定的、内容合法合理的高校内部规则，其效力是无庸置疑的。关键在于高校内部规则合法及合理的认定标准，合法可以分为内容合法与程序合法。
内容合法，即高校内部规则的内容符合法律原则、法律规范。高校的内部规则首先应该遵循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规范，不违反教育部门制定的行政规章，不应与以上法律法规的原则相抵触，更为重要的是，在事关学生基本权利的原则性问题上（如退学权），高校内部规则的实施标准不应严于宪法、高等教育法以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尽管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出于高校自主管理的考虑而将这项权利更大程度地留给高校自主行使，但在事关学生基本权利的问题上，高校显然应该在现行法律的标准、范围内予以制定细则。否则，在事关公民受教育权问题上将出现法律漏洞，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也缺乏相应的明确的法律依据。高校内部规则往往是法律原则或法律规则的进一步落实，是学校的“基本法”。这一“基本法”的实施显然关系着作为管理对象的广大学生的切身利益甚至基本权利。
程序合法即高校内部规则的产生、修改、通过等程序均应符合法律规定，执行高校内部规则的行政行为也应该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从制定上来讲，高校内部规则应该征求广大同学的意见，因为高校内部规则是事关学生切身利益甚至基本权利的“高校基本法”，公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制定宪法，相应地，学生也应参与到事关其基本权利的高校内部规则的制定中来。然而，我国《高等教育法》将高校内部规则的制定权力全权交由高校校长行使，该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高校校长制定具体规章制度和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聘任与解聘教师以及内部其他工作人员，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高等教育法》作为教育领域的“基本大法”，没有明确规定学生这一高校人数最多的弱势群体参与高校管理的具体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而却鲜明规定了校长在高校管理中的作用，这不得不说是现代法治的悲哀！
至于合理，则是指高校内部规则的制定、实施、规则内容、处分标准等均应体现公正合理的法理精神，例如不能因上课迟到而给予留校察看的处分。因为在特别权力关系中这种内部管理规章中未涉及学生基本权利的事项可能不具有可诉性，可是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应该确认合理性原则，或者提供一个参考意见。既然我国当前教育法律法规尚未解决内部规章的合法性问题，其合理性问题缺乏相关规定就不足为怪了。
（三）高校内部规则的可诉性
高校内部规则的可诉与否，实际取决于特别权力关系是否具有可诉性。如前所述，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诞生伊始，其不可诉性便得到广泛确认。我国的行政法理论的内部行政关系学说继承了特别权力关系不可诉的传统，以致现行的行政法律法规对特别权力关系下的行政行为可诉性缺乏明确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为数不少的高校开除学生的案件。
实际上，特别权力关系排除了法治行政原则的适用，因而越来越多地受到现代行政法的批判。在特别权力关系中，仍可能存在涉及相对方基本权利的事项，如高校对学生的退学处理、行政机关对其内部公务员的辞退等。然而按照传统的行政法学法理，这种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事项却得不到法律的保护，甚至没有可诉性，而是完全按照高校内部规章来处理。这在当今法治社会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这为法律调整留下了空白地带。德国行政法学界对此反应犹为激烈，大多数学者提出应以处罚事项是否涉及公民基本权利作为是否应该纳入司法管辖的依据，德国理论界为此提出了区分特别权力关系的设想。（2比较权威的划分方法是依行政行为是否涉及相对方的基本权利把特别权利关系分为管理关系与基础关系。对于管理关系，例如拥有特别权力的管理者对其内部人员的服装、仪表、作息时间规定等，属于内部行政规则，不能提起诉讼。对涉及基础关系的决定，即公务员、军人、学生的身份资格取得、丧失等决定，是可诉的行政行为。德国行政法学界的这种划分方法在当时法学界意义深远，开创了特别权力关系可以纳入司法管辖的先河。
特别权力关系不可诉的理论不断受到质疑并最终被打破，然而内部行政关系的可诉性在我国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而且现行法律并未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司法解决的范畴，我国《行政诉讼法》没有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轨道。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都出现了对内部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现象，例如学生对高校取消学位行为的不服进而提行政诉讼。在事关公民基本权利的问题上，法律规定严重滞后于社会生活。我国行政法律应该借鉴德国特别权力关系的划分方法，为包括高校内部规则在内的内部行政规则的可诉性问题提供明确法律依据。
随着法治社会的构建、民主与人权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越来越多地国外学者不满足于内部行政关系中只有基础关系才有可诉性，学者们不断提出即使不涉及基础关系的管理关系，一样具有可诉性。如学生荣益称号获得权等，也应该纳入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原因是这些荣益称号可能为获得者带来升学、就业等便利甚至进一步转化为经济利益。深入剖析受管理者愿意接受高校章程约束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为了经济利益。当国外行政法理论走得更远的时候，遗憾的是，我们还在为特别权力关系是否可以纳入司法管辖而徘徊。
过于强调司法管辖又将导致行政权力的低效甚至枯竭，因此上面这种观点有唯美主义之嫌，然而它所提出的尖锐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更多的思考。将荣誉称号的授予权赋予司法管辖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么可不可以考虑由法律或教育规章来规范荣誉称号的评定标准和程序呢，什么样的学生是三好学生、什么样的学生是优秀学生干部，最好落实到量化的指标，例如对成绩设定一个硬件条件。退一步讲，司法不管辖此类问题，高校也应该制定出具体标准，对此标准的不认同，应该纳入法律最终解决的轨道。
四、我国当前实践中高校与学生关系的误区及对策
（一）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认识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