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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东盟


中国－东盟纪念峰会联合声明——致力于加强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一、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东盟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于2006年，即“中国-东盟友好合作年”，10月30日，会聚中国南宁，纪念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

共同努力和发展的15年

二、我们回顾了中国-东盟对话关系的进展，对双方全面的、在许多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不断深化的合作表示满意。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各自的发展，给双方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促进本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确信，我们已经为加强中国-东盟 未来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我们对2003年在巴厘岛签署《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以及于2004年在万象通过《中国-东盟行动计划》以来，双方得以加强的政治和安全合作表示高度赞赏。我们赞扬中国于2003年在巴厘岛成为第一个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东盟对话伙伴国。我们对双方于2002年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表示高兴。2002年发表的《中国与东盟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促进了双方在打击跨国犯罪方面的合作。

四、我们欢迎2002年在金边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取得的积极成效。2005年，双方贸易额达到1303.7亿美元。东盟对华实际投资总额达到31亿美元，中国2005年对东盟成员国投资为1.58亿美元。鉴此，东盟欢迎中国关于增加对东盟投资的承诺。我们对在中国南宁成功举办的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感到高兴。这推动了双方商业界的交往，促进了中国和东盟间的贸易和投资。设想中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在形成。

五、我们满意地注意到，中国-东盟的重点合作领域已由5个扩大到10个，这些领域包括：农业、信息通讯技术、人力资源开发、双向投资、湄公河流域开发、交通、能源、文化、旅游和公共卫生。此外，双方还签署了若干谅解备忘录。这些活动促进了双方在应对自然灾害和传染性疾病等新挑战以及更多人员交流方面开展更紧密的合作。

共同迈向未来

加强战略伙伴关系

六、我们认为，中国-东盟对话关系在过去15年取得成果是因为双方恪守《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所体现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万隆亚非会议十项原则，《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其他相关的国际法、条约和公约。中国-东盟关系将继续以这些原则为指导。

七、迈向未来，我们同意进一步增进相互信任和了解，使我们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与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相适应，以进一步推动本地区和平、发展与繁荣。

八、我们重申将致力于有效地落实：

（一）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首脑会晤联合声明》；

（二）2003年《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

（三）2004年《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以及

（四）中国与东盟签署的其他协议和谅解备忘录。

九、我们致力于深化中国与东盟在10大重点领域里的合作。在加强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也将考虑2005年《中国-东盟名人小组报告》的意见。

十、东盟各国领导人，高度赞赏中国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的努力，包括落实东盟安全共同体、东盟经济共同体和东盟社会与文化共同体的行动计划、《万象行动计划》、《东盟一体化倡议》和其他东盟倡议。鉴此，东盟 欢迎中国向东盟发展基金捐资100万美元，并提供100万美元，资助《东盟一体化倡议》项目。

十一、我们将共同努力推进战略伙伴关系。这一战略伙伴关系将对东盟与其他对话伙伴的对话关系起到促进作用，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巨大贡献，从而确保我们双方的人民享有持久繁荣与进步。为此，我们表达实现以下目标的决心：

政治和安全合作

十二、我们承诺保持高层往来；加强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合作与信息交流；促进包括反腐败在内的刑事司法和执法合作；鼓励国防及安全官员之间的交流；共同努力维护本地区的海上安全；以东盟为主导，加强灾害管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地区合作，包括灾后重建和恢复。

十三、中方支持和欢迎东盟为建立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所做的努力。东盟赞赏中方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的意向，将继续就此与中方协商。

十四、我们也承诺有效地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在共识的基础上，为最终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做出努力。这将促进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十五、我们承诺完全支持东盟实现安全共同体。

经济合作

十六、我们决心按时于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包括2010年与东盟6个老成员国、2015年与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如《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所展望的那样，努力尽快达成协议，逐步实现涵盖众多部门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和在中国和 东盟建立一个自由、便利、透明并具有竞争力的投资机制以促进投资；建立中国-东盟贸易、投资和旅游促进中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以及它们对地区经济的参与；在确保能源安全、能效和开发替代及再生能源方面进行合作；加强财政金融合作；深化旅游和旅行合作；努力实现中国-东盟之间全面自由化的航空服务机制；支持东盟实现经济共同体。

十七、我们鼓励中国与东盟在支持次区域开发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包括在以下地区开发经济合作区：中国西南地区、东盟东部增长区、三河流域、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增长三角、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以及包括建成泛亚铁路（新加坡-昆明）和其他地区在内的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
社会文化合作

十八、我们同意加强社会文化合作，鼓励扩大双方中等和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加强青年交流，倡议启动中国-东盟青年领袖会议、中国-东盟青年企业家协会、中国-东盟青年公务员交流项目等旗舰项目；设立中国-东盟 名誉奖学金；加强学术交流；支持中国-东盟研究中心；增进双方媒体人士、学者和二轨机构、国会议员和民间社会的交流；支持东盟基金会促进更多民间交流的活动；开展公共卫生合作以应对新发传染性疾病的挑战；支持东盟 实现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包括实施中国-东盟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各种项目和活动。
地区和国际合作

十九、我们同意继续在次区域、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保持密切磋商，在次区域、地区和国际场合进行密切合作。我们重申建立东亚共同体是一个长远目标。中国支持东盟 在东盟地区论坛、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以及东亚峰会等区域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东盟认为一个稳定、发展和繁荣的中国将有助于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并重申其一个中国政策。

二十、我们责成我们的部长及高官们实现本联合声明中所提出的目标、倡议和活动。

本声明于二○○六年十月三十日在中国南宁签署，一式两份，每份用英文写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 （签字） 文莱达鲁萨兰国苏丹 哈桑纳尔·博尔基亚 （签字）

柬埔寨王国首相 洪森 （签字）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 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 （签字）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总理 布阿索内·布帕万 （签字）

马来西亚总理 阿卜杜拉·哈吉·艾哈迈德·巴达维 （签字）

缅甸联邦总理 梭温上将 （签字）

菲律宾共和国总统 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 （签字）

新加坡共和国总理 李显龙 （签字）

泰王国总理 素拉育·朱拉暖 （签字）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 阮晋勇 （签字）

宪政基本价值论

四川省司法厅 谢维雁


[英 文 名] On the Vital Value of Constitutionalism

[内容摘要] 宪政价值的特点有三：第一，是社会性与阶级性的统一；第二，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第三，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宪政价值的社会性、客观性和绝对性，意味着宪政具有全人类普遍认同的一些最起码的价值，可称之为宪政的基本价值。它至少应包括：人权的切实保障，权力的合理配置，秩序的严格维护，利益的有效协调。

[关 键 词] 宪政 价值



宪政是以法治为条件或环境，以宪法为实施依据的民主政治形态及其运行过程，它是现代社会的标志，是法治的灵魂。宪政的价值，是法治的基础和核心，是法治“价值合理性”的渊源，法治必须体现宪政的价值。让宪政价值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社会价值，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因此，探究宪政的价值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一、 宪政基本价值的含义

“‘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第19卷，406页）一般认为，价值是指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积极意义即客体的有用性。它揭示客体对主体生存、发展的肯定或否定关系。据此，我们认为，宪政价值是指宪政在其与人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它揭示了宪政产生、存在的合理性依据，是人们孜孜以求宪政的缘由。在现代政治中的核心地位，显示了宪政具有极端重要的价值。宪政价值的特点在于：第一，它是社会性与阶级性的统一。这首先是由宪政价值主体既是整个社会中的一员又是某个阶级中的一员这种二重身份所决定的。主体身份的二重性决定了对宪政评价标准的二重性：一方面以宪政对整个社会的意义为标准评判宪政，另一方面又以宪政对本阶级的意义为标准评判宪政。其次，是由宪政价值客体既执行阶级统治职能又执行公共职能所决定的。宪政，只能是一定阶级的宪政，须执行阶级统治的职能。同时，任何阶级的宪政又须以执行公共职能为基础和前提，不执行任何公共职能的宪政是不存在的。宪政价值必然体现其主体、客体的二重性。第二，它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宪政是为满足人们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需要，根据一定原则人为设计的一系列制度措施，具有主观性。但是，需要是由主体的社会地位、社会实践决定的，是客观现实的反映，故又具有客观性。第三，它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其相对性，是指宪政价值具有条件性，它随阶级、社会的差异而出现差别性、多样性。绝对性指宪政价值的普遍性。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以至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人们，对宪政的评判总有某些共同的标准。这是宪政之为宪政的本质要求。

宪政价值的社会性、客观性、绝对性，意味着宪政具有全人类普遍认同的因素；也意味着宪政应当具有的、全人类普遍认同的最起码的价值。这种意义上的宪政价值，我们称之为宪政的基本价值。它是不同类型、不同时期的宪政都遵循或都应遵循的、共同的、普遍的准则。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宪政的基本价值至少应包括：人权的切实保障，权力的合理配置，秩序的严格维护，利益的有效协调。

二、 人权的切实保障

保障人权，是宪政的首要价值。“宪政事实上已成为保护个人权利的同义语。”[2]（136页）

“人权”最早是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针对君权神授、等级特权等提出的进步口号。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以权利宣言和法律的形式对其加以确认和肯定。资产阶级通常是在两种意义上理解人权。一是自然法意义上的。所谓人权是指人作为人享有或应该享有的自由、平等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与生俱来即天赋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二是实定法意义上的。人权是指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这种基本权利和自由，被认为是上述自然权利的派生物和具体化，又称“基本人权”。具体包括平等权、自由权、受益权、社会权及参政权等。无产阶级对人权有自己的理解。无产阶级认为，人权是有阶级性和社会性的，是具体的人权。它无非是指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作为人应当拥有和实际享受的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权。这种人权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宪法所确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它并非源自天赋，而是“争”得的，是阶级斗争成果的反映和记载，并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而不断扩大。“基本权利和自由”与“基本人权”不尽相同。后着多指人作为人所享有的天赋人权的基本部分，而前者多指人们在法律上所享有的权利的基本部分。理解上虽存差异，但把保障人权作为宪政的最终目的和根本任务在东西方各国都是一致的。

保障人权是宪政的终极价值。

宪政形成伊始，即将保障人权作为其价值目标。在英国，《人身保护法》（1679年）、《权利法案》（1689年）、《王位继承法》（1701年）的制定、实施，标志着英国宪政制度的确立。众所周知，这三个宪法性法律文件，其基本精神就是限制王权的专横，目的是保障基本人权。在美国，1776年通过的《独立宣言》，是世界上“第一个人权宣言”。[1]（第16卷，20页）它宣布，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有天赋的不可转让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们为了保障和实现自己的天赋人权才成立政府，政府的权力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独立宣言》确立了以人权为根本，权力来自于权利并受到制约的宪政精神。1787年宪法未规定人权的内容和保障人权的起码原则，但美国第一届国会通过了以人权保障为内容的十条修正案，于1791年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来确认和保障人权。在法国，1791年制宪会议先通过《人权宣言》作为整个宪法的序言，并成为宪法的有机组成部分。直到1958年宪法，其序言中仍宣称，“法国人民庄严宣告，他们热爱1789年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即《人权宣言》——谢注）所规定的，并由1946年宪法序言所确认和补充的人权和国家主权原则。”《人权宣言》对世界的影响极其深远。现代各国宪法，几乎无一例外地载有人权保障的专门章节。因此，保障人权也构成了宪政制度的基本内容。

各国宪政制度主要通过以下形式实现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第一，通过宪法直接规定基本权利与自由来保障基本人权。这一方面体现了人权的根本性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国家将着重保障这些权利的实现。第二，通过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使权力之间相互制衡，从而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对人权的侵害。第三，通过宪法保障制度实现人权保障。宪法保障制度，是指通过特定国家机关，依照一定程序，采取一定措施维护宪法权威，确保宪法实施的一系列制度的总称。各国宪法保障制度，主要有：议会保障制度，又称立法机关保障制度，是一种通过立法程序行使宪法解释权和宪法监督权的制度。如瑞士、荷兰等国采用此制。我国现行宪法在形式上也采用此制。普通法院保障制度和特设的专门机构（如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宪法裁判所等）保障制度，一般都是通过司法程序实现宪法保障职能的。宪法保障制度促进宪法的充分、全面实施，无疑对人权的保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司法审查制度，西方国家更是推崇备至，被认为是“保障人民权利的有效形式”。[3]（41页）第四，通过宪法外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的执行来保障人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极强的原则性和纲领性。它需要制定一般法律法规予以具体化，这意味着宪法的完全实现至少是部分宪法条款的完全实现必须通过一般法律法规的实施来完成。这些一般法律法规是宪政精神的具体化，是人权保障的具体化。如刑法、民法等是对人权的实体保障，诉讼法是对人权的程序保障。一般法律法规的制定及其实施过程，既是宪法的要求，也是宪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保障人权同人权本身一样，是相对的。对人权进行保障而没有限制，在法理上是片面的。为了确保人权的最终实现，必须限定人权的范围。这是指，通过宪法、法律法规规定公民享有人权的范围，并使人权的行使不超过一定的限度。对人权进行限制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更充分、全面、有效地保障人权。可以说，在实践中，保障人权就是通过限制人权的范围从而保证每个公民都享有同等人权并获得同等保护来实现的。限制人权与保障人权是辨证统一的。保障人权是目的，限制人权是手段。对人权进行限制的总原则是：既要保护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即集体人权，又要保护个体人权，防止以限制人权为借口取消人权或缩小人权的范围。对人权的限制以宪法的规定为限，实行越权无效的原则。而人权的保障不止于宪法的规定，法不禁止即自由。

在本质上，宪政就是保障人权的制度。



三 权力的合理配置



依一定原则，通过宪法将权力在各国家机关之间及不同层次之间进行划分，限定权力行使的范围，即对权力进行合理配置是宪政的首要任务。宪政意味着：第一，宪法是权力合法化的渊源和手段。宪政内在地要将权力来源及运行过程置于宪法之下，宪法未明确授予的权力不得行使。第二，权力必须分立，但各种权力须组成一个完整、合理并体现民主精神的动态运行体系。西方国家主张立法、行政、司法三权既相互独立，有相互制衡。美国的三权分立制是其典型。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否定三权分立制，坚持议行合一原则，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权力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但我国仍然存在权力的划分，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各级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政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都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这就形成了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运行体系。依三权分立或议行合一组织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质上都是为了防止专制、独裁，实现民主。第三，权力必须依法行使，权力的运行必须受到有效监督。权力，一方面根源于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权力在运行中存在着扩张性、腐蚀性，“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4]（154页）因此，必须确立权力依法行使的原则，对权力要进行有效的监督。从权力配置的角度看，最重要的监督应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西方国家实行分权制衡，比较充分的体现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精神。在我国，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均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代表接受人民的监督。这是一种最为广泛的监督。

在宪政发展史上，三权分立制与议行合一制是配置国家权力的两种基本形式。三权分立制最早发生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英国。但英国资产阶级以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妥协而告终，未制定成文宪法。资产阶级借三权分立制实现了与封建贵族阶级对国家权力的分享。但运用得很不彻底。最早对这种权力配置方式作较彻底运用，且写进宪法的，是美国。美国资产阶级运用三权分立制实现了内部不同私有集团对国家权力的分享。三权分立制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为反封建特权与专制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并由此实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具有进步意义。但我们也要看到，作为这种权力配置方式的具体实践，无论是英国的阶级“分权”，还是美国资产阶级内部各集团的权力“分工”，都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其一，是权力的分享仅限于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之间，或限于资产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从未扩大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中。“这种分权只不过是为了简化和监督国家机构而实行的日常事务上的分工罢了。”[1]（第5卷，224-225页）其二，是三权分立制强调三权的独立性，国家权力缺乏统一性，易形成各自为阵的格局。在实践中存在互相扯皮、议而不决、议行互悖、政令不一、行政效率低下等弊端。美国总统威尔逊签署的《凡尔赛和约》，卡特签署的《美苏关于限制性进攻战略武器条约》，虽费九牛尔二虎之力，终未获参议院批准，就是这种弊端的典型表现。邓小平曾说，美国实际上“有三个政府”[5]（150页），可谓一针见血。有鉴于此，西方国家对三权分立制也作了一些调整，使这种权力配置方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甚至名存实亡。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权力结构由议会主导和‘三权分立’的模式向行政主导模式转变，国家权力由原来主要由议会掌握或者分别由三个机关分工独立行使而逐渐往行政机关手里集中。”[6]三权分立格局发生倾斜，行政权力膨胀，大有重新集三权于一身之势，逐渐凌驾于立法权和司法权之上。二是有的国家已突破了三权分立格局。如美国，在制定宪法的当年即设立了州际贸易委员会，至二战前又设立了联邦商业委员会、证据交易委员会、联邦交通委员会、全国劳资关系局、民航局等为数众多的“独立管理机构”，它们享有半立法权、半司法权，在美国被称为“第四种权力”。[7]（72页）三权分立制在其它一些国家也已徒具形式。作为权力配置方式，议行合一是指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均由人民代表机关统一行使。人民代表机关既是立法机关，又行使执行法律的职权。它与三权分立制是相对立的。如前述，它对国家权力仍有适当分工。在思想史上，卢梭主张“主权在民”，并认为人民的主权是不可分割的观点，即体现了议行合一的精神。这一学说未被资产阶级采用。在最早实践三权分立制的英国，内阁即行政机关作为议会内占多数的政党的执行委员会，是立法机关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并领导着立法。其各部部长都是议员，向议会负政策上的责任。因此，从权力的实际运作来看，英国对国家权力的配置更符合议行合一的形式和特征。马克思在深入批判三权分立制的基础上指出，“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8]（第二卷，375页）恩格斯也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应当“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1]（第22卷，274页）列宁在建立苏维埃政权时，“把国家的立法工作和行政工作结合起来，把管理和立法和二为一。”[9]（第27卷，141页）从此，议行合一被认定为社会主义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方式。我国采用民主集中制，是对议行合一制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议行合一制是比三权分立制处于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权力配置方式，比三权分立制更为优越。体现在，其一，更能体现国家权力的人民性。议行合一制下的人民代议机关从基层到中央都通过选举产生，向人民负责。代表不独立于选民，不脱离生产及工作条件，选民可随时罢免代表。执行机关由代议机关建立，并对其负责，接受其领导与监督。这就保证了代议机关及执行机关的人民性。其二，突出了国家权力的统一性。国家一切权力集中统一由代议机关行使，克服了三权分立制下“三个政府”的弊端。这两个优势决定了议行合一制最终将取代三权分立制。

从终极的意义上看，合理配置国家权力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合理配置权力的价值从属于人权保障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