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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政府


青岛市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
市政府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粮食市场管理，促进粮食的生产和流通，规范市场行为，保障粮食市场稳定和居民粮食供应，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通知》精神及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粮食，是指原粮和成品粮。

第三条 凡在本市从事粮食经营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民，均须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青岛市粮食局是本市粮食经营管理的主管部门。
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是粮食市场的监督管理部门。
各区（市）粮食局（分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分局）在各自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下，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本地区的粮食经营管理和市场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开办粮食批发企业，除具备法律规定的企业法人条件外，还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30万元以上的自有资金；
（二）有与经营规划相适应的经营场所和储备设施；
（三）有必要的粮食质量检测手段（包括委托法定检测单位进行检测）。

第六条 符合本办法第五条规定，需在本市经营粮食批发的企业，应取得青岛市粮食局或区（市）粮食局（分局）核发的《粮食批发资格证》，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
开办专营粮食批发企业，向青岛市粮食局申请办理资格审批手续；开办粮食零售兼营批发企业，向所在地的区（市）粮食局（分局）申请办理资格审批手续。
经营粮食零售的企业，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

第七条 经核准登记的粮食批发企业，应当在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年度检验前，到粮食主管部门办理粮食批发资格年度检验。
粮食零售网点的撤销或改变用途，应当经所在区（市）粮食局（分局）同意。

第八条 通过粮食商品交易所期货交易取得粮食的单位或个人，尚未取得粮食批发资格的，凭粮食商品交易所出具的现货交割票据，到青岛市粮食局办理粮食批发许可手续后，可批发合约规定范围内的粮食。

第九条 生产粮食的单位或农民，在完成国家粮食定购任务后，方可自主出售粮食。
国家粮食定购任务由国有粮食企业负责收购。在定购任务完成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直接到农村收购粮食。
非国家定购品种的粮食购销，政府不予限制。

第十条 政府委托国有粮食企业承担组织市民用粮的货源、平抑粮食价格、稳定粮食市场的责任。当市场粮食收购价格低于国家规定的价格时，国有粮食批发企业应当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和收购数量收购粮食；当市场粮食销售价格过高时，国有粮食批发企业应当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抛售粮
食。由此发生的差价及其他费用，按财政隶属关系，由财政补贴或在粮食风险基金中列支。

第十一条 市级周转储备粮食由政府委托国有粮食企业收购、储备、加工和销售，并实行统一价格，未经市人民政府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用途和随意提价。粮食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储备粮食的管理。

第十二条 粮食批发企业应当保持合理的粮食库存结构和核定的储备量。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无证、无照从事粮食批发业务。

第十四条 粮食经营者应当遵守国家和省、市有关粮食政策和价格规定，不得囤积居奇、欺行霸市。
粮食经营者应当做到经营的粮食质量与其明示的品种、标准、等级相符，不得在粮食中掺杂使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

第十五条 在物价部门指导下，青岛市粮食局可根据市场情况发布国家限价外的粮食品种的销售价格，供粮食经营者参照。

第十六条 批发进入本市的大宗粮食须经技术监督部门或技术监督部门委托的质量检验单位进行质量检查。

第十七条 市和各区（市）应由粮食主管部门组织建立和完善粮食批发市场，改进交易手段，促进粮食流通，监督粮食批发交易行为。凡交易量在1000公斤（含1000公斤）以上的，必须到批发市场公开成交，禁止场外交易。
外地单位和个人到青岛地区采购粮食必须经当地粮食主管部门登记许可，并通过县级以上粮食批发市场进行交易。
以粮食为原料的加工企业用粮，可以到县级以上粮食批发市场采购，也可以委托国有粮食企业代购，代购费用由双方商定。
外贸单位收购本市粮食用于出口，事先须经粮食主管部门登记许可，并到县级以上粮食批发市场采购。
本地粮食企业批量销售的粮食（除市场周转储备粮外）必须通过县级以上粮食批发市场。
农村贸工农一体化组织、饲养业等用粮单位在国家定购任务完成后可以在本地农村收购粮食，但只能限于自用，不得转卖，并报粮食主管部门备案。
机关、厂矿、大专院校等单位可以与国有粮食企业（或粮食批发市场）签订伙食用粮购销合同，建立稳定的购销关系。
第十八条 粮食、工商、物价等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粮食经营活动的检查。检查人员在检查时，须出示检查证件。
第十九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公民有权举报。主管部门接到举报后，应当按各自职责及时处理。经查证举报属实的，对举报人按规定给予奖励。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批准从事粮食批发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违法销售收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的，由粮食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恢复，并可按粮食零售网点面积每平方米100元至1000元处以罚款。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九条和第十七条规定的，由工商、粮食主管部门负责查处，所经营粮食由粮食主管部门按定购价收购，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违法销售收入，并可按其销售收入的一倍处以罚款。
第二十三条 国有粮食批发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情节严重的，由粮食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粮食批发资格证》和《营业执照》。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十六条规定的，由工商、粮食、技术监督、卫生等主管部门按其职责依法处理；情节严重的，可吊销其《粮食批发资格证》和《营业执照》。
第二十五条 拒绝、妨碍工商、粮食等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执行市场管理公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应予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对有关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照《行政复议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七条 粮食、工商等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严格依法办事。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具体执行中的问题，由青岛市粮食局、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办法施行前已从事粮食批发业务的企业。须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3个月内，按本办法的规定办理资格审批手续。



1995年7月7日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是刑法修正案(八)增设的罪名，对于打击我国人体器官非法交易，保护公民身体健康，维护社会稳定均具有重要意义，但司法实践中对于该罪名既遂未遂如何认定分歧较大，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这一问题。

首先，本罪属于行为犯而非结果犯。行为犯是指以法定犯罪行为的完成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结果犯是指不仅要实施具体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犯罪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二者区分的关键在于构成要件要素中是否包含结果，构成要件中只规定了行为内容的犯罪就是行为犯，规定了结果内容的犯罪就是结果犯。对照这一标准，刑法对于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罪状仅表述为“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并没有要求出现摘取、出卖他人器官的犯罪结果时才构成犯罪，这一结论也可以从与本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对比中得出。在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中均要求行为人实施了摘取器官或者强迫、欺骗捐献器官的行为，而这种行为的实施必然会导致被组织者器官的丧失，进而造成其重伤、死亡等结果，应认定为故意伤害或者故意杀人等其他犯罪行为，因此显然属于结果犯，与第一款的规定存在明显的不同。

同时，将本罪认定为行为犯也更加符合立法本意和行为犯创设的目的。因为目前我国人体器官非法交易行为猖獗，而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是人体器官交易的中心环节，正是这种组织行为的存在才使后续的非法交易成为可能，进而推动整个非法交易“产业链”的形成，因此将这种组织行为单独纳入刑法评价范畴符合行为犯创设的本意，而且通过对组织出卖行为的处罚，也可以切断人体器官的非法来源，进而达到禁止人体器官非法买卖的立法目的。

其次，本罪的实行行为是“组织”而非“出卖”。犯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就在于是否齐备了刑法分则中所规定的全部犯罪构成要件，对于本罪关键就是要确定行为人是否实施了实行行为。因为本罪属于行为犯，实行行为一旦实行终了则构成犯罪既遂，相反则属于犯罪未遂，因此判断既遂未遂首先就要确定本罪的实行行为是“组织”还是“出卖”。根据刑法理论，实行行为是指刑法分则中具体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其实质是具有侵害法益紧迫性的行为，即必须是对法益的危险性达到了紧迫程度，而非一般程度上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在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中，虽然法条表述中呈现出“组织”和“出卖”两个行为，但“出卖”实际上是对组织行为目的的描述，本罪强调的是对组织行为的处罚，因为在被组织者完全自愿的情形下，这种组织行为一旦实行终了，就已经对被组织者的身体健康和社会伦理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如果行为继续向前发展，那么人体器官买卖行为就会顺利实现，此时组织行为对被组织者身体健康所造成的危险既具有紧迫性又具有现实性，完全符合实行行为的法律特征，同时这也与本罪为行为犯的属性相一致，因此本罪的实行行为应认定为“组织”而非“出卖”。

最后，本罪中的“组织”行为不包括为“组织”而实施的预备行为。有观点认为，本罪中的“组织”是指行为人实施领导、策划、控制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但笔者认为，并非上述所有情形均属于本罪中的组织行为，必须将作为实行行为的“组织”与为“组织”而实施的犯罪预备行为相区分，而标准就是“供体”是否确定并同意出卖自己的器官。如果“供体”根本不存在或者尚未确定，行为人仅仅是为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而准备了必要的场所、资金、安排了必要的人员、通过各种渠道发布招募“供体”信息、预先寻找“受体”等，由于这些行为只是为组织行为的顺利实施创造了便利条件，虽然也具有一定组织行为的外形，但尚未对“供体”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或者威胁的程度还不足以用刑罚来规制，因此均应认定为“组织”的预备行为。而在“供体”已经确定但尚未与组织者达成自愿出卖自己器官的协议时，因为组织行为尚未实行终了，因此应认定为犯罪未遂。

(作者单位: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