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农村集体所有荒山荒滩租赁条例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农村集体所有荒山荒滩租赁条例
(1994年9月9日北京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0年12月23日北京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出租与承租
第三章 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章 租赁合同
第五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快荒山、荒滩开发利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保护荒山、荒滩租赁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集体所有的荒山、荒滩(以下简称荒山)的租赁开发。
本条例所称的租赁是指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其集体所有的荒山使用权出租给承租人，用于林果业、种植业、养殖业生产的开发和经营，并由承租人支付租金的行为。
出租荒山使用权，不包括地下资源、埋藏物和公用农田水利设施。
第三条 租赁双方当事人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
第四条 荒山租赁必须坚持公开、公正、公平和自愿的原则。
第二章 出租与承租
第五条 荒山租赁的出租方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租方是有承租能力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个人。
第六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必须根据社员大会或者社员代表会议决定的出租方案组织荒山租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成立有社员代表参加的评议小组，拟定租金数额或者租金标底，并经社员大会或者社员代表会议讨论通过。
第七条 制定荒山租赁方案，应当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按照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原则，因地制宜，综合治理，山水林田路统一规划，科学开发。
第八条 已经植树造林的责任山、义务植树责任区不得纳入租赁范围。
没有植树造林的责任山，可以由集体经济组织收回，另行出租。
在国家批准的矿井井田范围内，出租方应当向地下资源开发单位了解地下资源开采对地上安全的影响，不安全区域的荒山不得出租。
第九条 荒山租赁前已有的零星树木，可以合理作价出售给承租方，也可以出租给承租方。
承租方在所承租荒山上栽植的林木，在承租期内归承租方所有。租赁期满，林木的处置由租赁合同约定。
承租方所有的林木，按照《北京市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条例》规定的程序审查批准，可以采伐、更新。
第十条 荒山租赁期限最长不超过70年；开发限期一般不超过5年。
第十一条 承租方必须按照租赁合同约定的用途和期限开发利用荒山，逾期不开发利用的，由集体经济组织无偿收回。
第十二条 荒山租赁的租金可以一次计租，也可以分段计租；租金可以一次交付，也可以分期交付。
第十三条 荒山租赁可以采取协议、定价招租和招标等方式。
第十四条 在租赁合同约定的期限内，荒山使用权及承租方所有的林木、地上财产可以依法继承和转租。
转租须经出租方同意，并由转租方与承租方签订转租合同。
第三章 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五条 出租方的权利：
(一)对荒山开发利用活动进行检查，保护资源不受破坏；
(二)检查荒山开发项目和限期等履行情况；
(三)按照合同约定收取租金。
第十六条 出租方的义务：
(一)保证承租方的自主经营；
(二)不侵犯承租方的合法收益；
(三)按照合同约定提供生产、技术等项服务。
第十七条 承租方的权利：
(一)按照合同约定的用途自主开发经营承租的荒山；
(二)享有承租荒山的收益权和按照合同约定的财产所有权；
(三)享受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的优惠。
第十八条 承租方的义务：
(一)按照合同约定的用途、期限开发利用所承租的荒山；
(二)保护自然资源和公用农田水利设施，搞好水土保持；
(三)按期交付租金。第四章 租赁合同
第十九条 荒山租赁，出租方和承租方必须签订书面合同。订立租赁合同，应当遵循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
第二十条 租赁合同应当具备以下主要条款：
(一)荒山的位置、面积；
(二)用途；
(三)租赁期限和开发限期；
(四)出租前和合同期满后地上物的处置；
(五)租金及其交付方式；
(六)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七)违约责任；
(八)合同纠纷的解决办法；
(九)双方当事人协议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一条 出租方和承租方就租赁合同条款协商一致，签字盖章，合同即为成立。
租赁合同具有法律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变更或者解除。
第二十二条 租赁合同签订后，当事人可以向农村合作经济管理部门或者公证机关申请鉴证或者公证，确认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
第二十三条 租赁合同、转租合同应当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区、县人民政府备案。
合同管理的具体工作由农村合作经济管理部门负责。
第二十四条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允许变更或者解除租赁合同：
(一)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致使租赁合同无法履行的；
(二)因国家建设，租赁的荒山被征收、征用的；
(三)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并且不因变更或者解除租赁合同而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
(四)由于一方当事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履行合同的。
因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使他方遭受损失的，除依法可以免除责任的以外，应当由责任方负责赔偿。
第二十五条 出租方出租不属于其集体所有的荒山，给承租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二十六条 租赁合同一方当事人要求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应当及时书面通知对方；对方应当在接到通知书30日内予以书面答复。
双方当事人就变更或者解除租赁合同达成书面协议后，应当在协议书上签字盖章，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区、县人民政府备案。
第二十七条 租赁合同期满后，可以续租。续租需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并重新签订合同。
第二十八条 租赁合同发生纠纷时，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或者由人民政府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仲裁作出裁决，由仲裁委员会制作仲裁裁决书。对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裁决，当事人应当履行。当事人一方在规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裁决的，对方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人民政府农村工作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条例自1994年10月1日起施行。
谈司法改革进程中的法官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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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是当今中国社会的热门话题，使国家启动这项工程的内在动力是业已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对与其相适应的新司法的呼唤。而改革的目的，就司法现状我的理解是：完善维权机制，树立司法权威和划清权力界限。这里不难看出法官独立一着棋与司法改革一盘棋的关系。一个经典的法官独立的提法来自《联邦党人文集》，汉密尔顿等三人认为：司法独立就是法官独立。这种说法下法官是司法的标志，强调法官独立是突出法官在审判活动中不受干扰的权威地位，有树立司法权威的意思，要法官不受干扰的“独立”，那就必须从制度上铲除干扰滋生的根源，这要借助对司法和周边相关部门的权力划分。笔者谨从这些问题入手，谈对法官独立问题的一点点个人的看法。
如何树立法官权威
树立法官权威的切入点是法官资格准入制度，法官队伍应当是一个职业化，精英化的团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转业军人，社会公开招收的非法律专业人员占据法院的大部分位置，这是历史原因和旧的法观念（将法和暴力联系而非正义）造成的。随着依法治国的提出和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入，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不能停滞不前。全国统一司法考试或许可以当作是一个转折点，且不谈这一考试的具体内容的科学性实用性，单就把法官资格准入的考试统一到与律师一起，就足够勇敢和进步。
法官现在的形象如何？曾听人调侃：“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听者无须嚷嚷“片面性”，法官在民众眼中形象没有期望那么高确是事实，一两部歌功颂德的影视作品更不能成为治本的良药。现在，大盖帽被法袍取代，这个形式上的进步不容忽视。置于大盖帽和军队式制服下的躯干更容易接受部队里的“命令”，“服从”概念，军人惯以服从为天职，难产生独立的思维。所以，法袍本身有何意义？西方可以用传统和文化来解释，对我们来说，是舶来品，真正值得评价的是砸碎了大盖帽的暴力机关形象。还要说的是：披上法袍不意味学习的终止，社会在变化，法律法规在变化，法官是需要不间断的终身学习的群体，功利点说，裁判得当，民众的正当权利得到维护，才不会在看到身着法袍的法官时，有换汤不换药的感觉。
法官独立的三层次论
法官独立的概念应划分为三个层次来阐述，最基本的是法官的物质源独立。就是说法官的工资，奖金及其它与法官生活相关利益的分配权力不应掌握在与司法机构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主体手中。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司法机构的物质资源来自同级政府，而同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及对待司法机关的态度决定同级司法机关物质供给的多寡，这种状况下两者在利益问题上达成某种默契，很容易导致司法地方化。垂直管辖取代块状管辖是解决的较好办法，由省一级政府负责基层和中级人民法院的物质配给，这还会产生额外效果，即可能有效保障法官利益获得上的平等稳定。
第二个层次是选任机制上的独立。宪法规定了人大是我国法官的产生和监督机构，民选看似公正，但隐藏着诸多不合理因素。任命权在立法机关，会使法官在处理纠纷时过于迁就民意，而当前一般民众缺乏法律的大局观和整体意识，这足以影响法官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的态度。同时，前面提到过：法官队伍是高业务素质的精英化团队，选举法官不同于选举村民小组长或者社区主任，稳定的执业环境造就司法的高效。从司法改革的方向说，司法机构对司法人员的任免权力应该扩大，人大的任免权当做一定修改。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比，司法机关没有军权，财权，对社会财富没有支配能力，仅有的判断职能尚须借助行政机关的暴力工具，明显的弱势地位需要通过扩权来实现自我保护。
第三个层次是审判地位上的独立。尽管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审判地位上的独立还很遥远。不考虑其他外部力量干涉，单在司法机关内部，法官独立审判的地位就受到极大挑战。审判委员会制度是我国诉讼法确定的基本制度之一，其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的工作的问题。事实上，审判委员会已经成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审判组织，如刑诉法规定：“对于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做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鉴于我国存在富有特色的错案追究制，故参与案件审理过程的合议庭的法官实际上没有决定权，而审委会成员不直接参与庭审，仅凭办案人的汇报却能决定判决意见，合理性值得怀疑。这一制度将法官的审判权力压缩到很小范围，是独立审判地位实现的障碍。保证独立审判，改革的方向应该是给法官“松绑”，给合议庭放权。合议庭只需在其职权范围内对其审理的案件作出判决，没有其他任何人可以在同一案件上对当审法官进行支配。
法官独立的根本保证——司法机构与其他相关主体的权力划分
司法与立法机关的权力划分应当强调对弱势司法的保护。立法机关有任免权，在制度上把持法官选任；有监督权，司法机构的工作报告通过和工作评议来自人大；有立法权，且几乎独享立法权，现有的制度未给予司法机构评价立法合宪性的权力。从权力制衡理论出发，原本两者的权力配置应注重权力的相互制约，而现在已呈现出权力失衡的态势。针对上述状况，司法改革可采取的措施包括：（1）适当扩大司法机关对法官的任免权限；（2）人大的监督控制在合理范围，直接干涉法官独审的个案监督应予避免；（3）建立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赋予司法机构审核立法合宪性的权力。
司法与行政机关的权力关系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1）根据传统的“工具论”和实际情况，司法都像是行政机关调整社会关系，实现权力的工具，但法律上却又不允许行政机关干涉司法活动；（2）司法机构通过审核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达到对行政权的有限的控权效果；（3）前面提到的司法机构的物质资源来自同级政府，而同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对待司法机构的态度决定司法机构物质供给的多寡。司法与行政关系复杂，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我国千年封建史中，司法和行政不分，由行政机关行使司法权，行政权干涉下的司法活动影响了审判结果的公正性，而行政化的司法活动中存在的损害人格和腐败现象使得当事人产生对公正判决期望的低迷。既然司法独立地位丧失会导致严重后果，且行政权是传统的强势权力，无论从分权制衡或保护司法独立考虑，都应给司法扩权，毕竟抽象行政行为尚未纳入法院的管辖范围，司法的控权软弱且有限。
最后，我们应看到：法官从置于各种权力或层层关系下到“独立”非朝发夕至。漫长的司法改革之路会告诉人们：尊重法官独立就是尊重司法，也就是尊重社会公正的维护者和公民权利的保障者，最终的受益者，一目了然。
